文/尼尔

编辑/尼尔

关于清朝皇室与八旗下级机构研究，众学者多从亲王对八旗固山领、牛录辅领的宏观角度，来分析清朝雍、乾时期八旗变革对这两类机构的影响。

然而，关于其他宗室是怎样拥有和管理佐领的？家族机构是怎样构成的？清入关之后，君主又怎样重新确定佐领的？这些都很少涉及。

《满文老档》是最古老的清朝正式文件资料，它记录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在清朝前期的编纂与发展，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分散、并且不太完整。

有关八旗体制的基础资料——《八旗通志》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记录很少，尽管各属官的名称和职级都很清楚，但也存在许多错误，这也直接导致了对各属官继承的缺失。

关于宗室佐领所属家族的组成，历史上几乎没有记载，只有八旗的族谱、佐领印轴等少数几种满语文献。

由于八旗佐领印的特点和作用，在这个时期的各方面都有比较完整的记录，而且它是由政府根据实录以及各个部门的档案所记录的历史事实编制而成，所以它的权威性毋庸置疑。

作者将借助我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有的《正蓝旗满洲佐领宗室诺木柱承袭勋旧佐领印轴》和《爱新觉罗宗谱》，并与《清实录》、《满文老档》、《八旗通志》相联系。

再以努尔哈赤的三儿子爱新觉罗阿拜氏为例子，对宗室佐领的编制和承袭、佐领之下的各氏族爵位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对其与清朝政治和社会的联系作出深入探讨。

爱新觉罗阿拜，在历史上被称为“阿拜阿哥”，是清朝太祖努尔哈赤的第3个儿子，出生于明代1585年，母亲是努尔哈赤的妾室兆佳氏，据文献记载：“（努尔哈赤）三妃所产五子：阿拜，汤古代，塔拜，巴布泰，巴布海。”

因为是私生子的缘故，阿拜虽军功赫赫，但在努尔哈赤的面前却是没什么脸面可言，顺治四年的时候，他被册立为二等大帅，直到六年之后，他才被册立为“镇国侯”，可见，他是多么不受待见。

按照《满文老档》的说法，阿拜原为天命八年（一六二三年）以前的副都统，次年一月被贬。

当年三月份，就又被贬为预备军。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6月，阿拜受诏，出使东海，据史料记载："阿拜阿哥，巴布泰阿哥，尼喀里，康喀赖，满都赖，喀木达尼，阿拉木，色纽，雅虎，博济里，各领千人，向瓦尔喀路进发。"

当年8月，阿拜，巴布泰统军攻打宁古。到10月4日，齐玛纳和苏纳哈又来禀告努尔哈赤：

“塔拜阿弟阿哥得四百名男子，九百户人家；阿拜阿哥和巴布泰阿哥为我们带来了两百名男性和六百名女性。”

《清实录》对这件事的描述略有不同，皇帝下令阿拜、塔拜、巴布泰领兵一千，讨伐东海的虎立哈部落，共得一千五百人，十一月四号，皇帝在城外设席迎接，然后大摆筵席归来。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阿拜出使的时候，是带着他的母弟塔拜和巴布泰携诸将随行，塔拜一路，阿拜和巴布泰一路。而《清实录》中记载的“俘虏一千五百人”，应该是两条路上俘虏的平民加起来的总和，至于俘虏的六百男子，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全副武装的士兵，需要编入《牛谱》，因此没有计算在内。

一六三四年，当皇帝“分配御史”的时候，皇帝下令“阿拜，花善，姚塔，吴达海，鄂硕”，“各领御史”。早在那一年的四月份，阿拜和他的兄弟就被提拔为三品副将。

第二年，皇太极“免除所有有功之人的差事，并令其执掌诸牛之簿”，其中“阿拜，一牛之簿已有一半”。

虽然没有历史记载说明，为什么阿拜会被划分成两个不同的等级，但这些资料已经足够说明，努尔哈赤在天聪九年就已经给了阿拜之一整个牛记中的两个，并赋予了其中的两个牛记。

努尔哈赤把“牛”给了他的儿子“阿拜”，但并非真正归阿拜掌管，只是把他封为“牛”，这一点与和硕贝勒领有诸旗，但实际上却是以“固山”都统称。

“牛录”的实质是确定其仆役与其主人（有时候也是其主人，例如：牛录司正/章京）之间的从属关系，没有独立的身份，并赋予仆役与奴隶政治和经济特权，比如“免丁”、“挖参”等。

正如前面所说，在清前期，牛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非总是统一的。据历史记载，阿拜不直接或委托自己的家人来掌管左军，而将左军下属的外姓人作为掌权人来掌权，在八旗内部也很常见。

这本《全牛记》最初由朱护达掌管，后来朱护达因年纪大而辞世，后由他的儿子毕鲁掌管。《半牛录》中说：“最初，以海为守，以卡为守。”

在清朝的历史上，也有关于朱护达和他父亲的记载，比如《满文老档》中记载，努尔哈赤在1625年7月10日，说：“朱护达和绰木诺是新来的，要特别宠幸他们，赐他们为官。”

然后又说：“朱护达，原本是兴喀路的官员，因为他舍己为人，忠心耿耿，所以才会被赦免，但是，他的后代，将永远不会受到惩罚。”

至于他的儿子，毕鲁，历史上有记载，他在执掌《牛书》时，曾参与过阿拜的事情。

阿拜不遵从旨意，擅自使用公权，罢免其职务，没收其属下，并处以白银一百两。”事成之后，皇太极赦免了亚萨的死刑，但阿拜却被判了罚金。

可以看出，从一开始就是被一个外族所统治的。按照《钦定八旗通志》的记载，朱护达和毕鲁两个儿子负责这个地方，后来又被毕鲁子迈堪和迈堪弟图勒，分别负责这个地方的一切事务，都是朱护达的家人负责的。

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年），霍立执掌辅政大权时，曾分出部分权，一位是吴尔登，另一位是朱护达的嫡系常绶，另一位则是朱护达族人。

到了乾隆年间，朝廷对这两个职位进行了调查，决定将这两个职位交给朱护达的第三代孙黑寿和第五代孙明山，这两个职位都由朝廷直接任命，不再归皇族管理。

以上事实说明，在这个时候，这两个领地已经从宗室阿拜世家中分离出来，并不再属于他们。

而阿拜执掌的“半牛记”，则在《钦定八旗通志》中记载，以及持有“佐领印轴”的诺木柱上，都被“海珠保”和“喀占”之后，交到了“阿拜第六子”掌控。

康熙三十四年，在“大司马”中，又分出了一个小司马，掌管“小司马”的是三儿子巴哈穆，之后又传给了“大司马爷”格勒斌、“良玉”等人，但这一次，大司马的权力并不在阿拜的手中。

至于海珠保、喀占等四人的生平，历史上并没有记载，但在《左领》的卷宗上，却写着：“他们都是左领的奴仆，而左领是阿拜的奴仆，所以他们的后代没有血缘关系。”

在乾隆初期，在对八旗佐领进行调查时，关于已经确定老佐领，必须征询其所属氏族，其成员，对清庭所确定的佐领类型，有无认可之意，若无认可之意，可上交。

查清其属不属于佐领家庭，开具单据。1737年12月10日，八旗官员在收到一份家谱之后，官员与八旗王官员商讨，发现诺木柱、良玉二勋的家谱记载中，记载了他们曾经执掌过一本完整的家谱，但并没有明确执掌的是谁。

而明山和黑寿二代掌权，则只记载了这片领地曾经属于宗室阿拜阿哥，但到底是不是阿拜的人，就不得而知了。后经属旗官吏询问各部族，证实此四部分属阿拜管辖，确是阿拜阿哥等人所为。

皇亲国戚的宗室。

据佐领印章记载，在诺木柱佐领的三位族人中，除了当时的佐领之外，还有三位族人，分别是：德勒毕，辛岱，登忠，他们都是奉恩的大元帅。

应封宗室耀彰，成宗，舒华以及其他十位成员；廷福、永普、宁德六十六人，都是没有职务的，六品官永之。

奉恩上将（三等侍卫格）1人；奉恩大将，统领奇兵一人。奉恩上将六十八号，富垒绅，伯祥三人，副统领一人；永良七品书生1人；

朱龙，奉天大帅，二等护卫。“奉天大帅，三等侍卫德敏，西林。”一位辅将军，一人。宝隆，六品军官，一人。这些人加起来有92人，这还不算那些没有被分配的。

有66人没有爵位，占72%。一个有身份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可想而知，那些没有身份的人，在他的家人中所占的比重会有多大。

另外，根据佐领印轴上的补充记载，在乾隆20年新增的59人中，有51人是游荡的，占了86%的比例。

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增加了一百八十一位皇族子弟，但只有二十四位皇族子弟穿着铠甲，包括良硕、文成和扎拉芬在内，大部分皇族子弟都没有正式的职务。

康熙年间，佐领被发现的时候，就曾经询问过佐领手下的家族成员，他们对这份名单有没有信心，最后才确定这份名单上的佐领类型，以及与他们仆役之间的联系。

清朝后期，满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清朝中叶的一次又一次变革之后，八旗地主的权力被压制或者被废除，这个陈腐的佐领机构开始慢慢消亡，即使是在以前的功臣之下，也开始有了许多其他家族。

根据传令书上的记录，诺木柱之下有四个不同的家族，对于清庭确定的传令书，他们的首领都说：“我们诺木柱之下的传令书，原本是由阿拜阿哥负责的。这勋旧佐领，由我一脉所有人共同管理，都是我一脉的人，没有任何争议，大家都是自愿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立下了自己的名字。”

清朝的皇亲国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一般人享受着优越的特权。在清朝初期，努尔哈赤为了拉拢和掌控各地的力量，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军功封赏，并对部下进行了大量赏赐，以此来加强皇家的总体统治。

皇太极时代，清朝对宗室仍恩赐，并以“放牧”的方式给予了他们“免丁”和“挖参”的权利。但同时，这些思想也越来越不适合清代官场和满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皇室权力的巩固。

总的来说，清朝建立之后，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八旗诸侯的权力和身份进行了压制，并取消了他们的“牛”和“旗”的爵位。

曾经被视为宗室世家的下属，他们或是成为了壮男，或是成为了一名包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与此同时，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系也变得更加强大。

参考文献：

1.清朝八旗驻地初探

2.盛京通志

3.论八旗君主制度的确立

4.清朝皇室封疆大吏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