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前，甘肃武威出土了十六国时期的随身衣物疏。

随后又曾在另一地区相继出土一批十六国时期随葬衣物疏。

那么，这些衣物疏究竟有何作用呢？

上述木牍字形中，除了《夏侯妙妙衣物疏》中的“”字因已公布的木牍照片模糊暂时无法识别，其他六枚木牍上的字形均比较清晰，学界普遍认为该字应释为“绵”字，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仔细观察木牍字形，《都中赵双衣疏》中的“”和《郭富贵衣物疏》中的“”与“绵”字字形最吻合，“”字左半部分为“糸”，右半部分为“帛”。“”字左半部分与“纟”极为相似，右半部分也为“帛”，因此可断定这两个字形为“绵”。

而《赵阿兹衣物疏》中“”改“绵”左半部分的“纟”为“巾”，这种写法当是“绵”字的某种异体字。《周女敬衣物疏》中的“”和《周南衣物疏》中的“”形体相似，似与“绵”的古字“緜”相关。

《说文·系部》：“緜，联微也。从系从帛。”《玉篇·系部》：“緜，弥然切。新絮也，缠也，緜緜不绝。今作绵。”

上述两字形与“緜”字形体相似，字形左上部形似“白”字，左下部类似“木”的字形，右边形体与“糸”相似。

与“緜”相比，此字形左下方部件改“巾”为“木”，可能是两部件形近讹变而成，我们推测这两个字形可能反映了“緜”字的某种特殊异体写法。

《姬瑜随身物疏》的字形“”改左右结构为上下结构，上部由类似“纟”和“白”的形体构成，下部形似“巾”，这种写法常见于碑刻字中。

综上，我们可以确定衣物疏中的众字形是“绵”字的正体和各种异体写法，形体各异的“绵”字也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绵”字形体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如何释读“绵”上之字，学界意见纷繁，总结起来共有5种意见。（1）李均明、何双全最早释为“枚”。（2）何双全释为“木”，张俊民释为“牧”，田河、窦磊从其说，认为“牧”可读为“木”。（3）寇克红释为“收”，吴浩军、白须净真从其说。（4）张立东释为“将”。（5）曹砚洁释为“权”。

综合考察后，我们认为“收”字说最为合理，“收绵”即“收采的棉花”。下面对以往诸说进行分析：释为“枚”字说李均明、何双全在《散见简牍合集》中作《姬瑜随身物疏》的释文，释木牍字形为“枚”字，后来学者皆不从。

首先，从字形上看，上述7枚衣物疏中均载有“枚”字，我们将木牍中“枚”的字形和“绵”上之字的字形进行对比。

对比字形可以看出，“枚”字左边为“木”，右边有“又”“攵”两种写法；“绵”上之字左边形似“牜”或“丬”，右边同样有“又”“攵”两种写法，可明显看出“枚”字与“绵”上之字的左半部分在形体上相差较大。

其次，我们搜集到的26枚十六国时期衣物疏中，有23枚衣物疏载有“枚”字，它们在衣物疏中均作量词，用在“名词+数词”之后，例如“故巾帻一枚”、“故缋一枚”，上述衣物疏中均未见“枚”字用在开头且后面连接名词的情况，其他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表达，故此说不可信。

释为“将”字说张立东在《美国麦克林氏藏前凉郭富贵衣物疏》中作《郭富贵衣物疏》的完整释文，释木牍字形为“将”字。他从分析字形出发，认为木牍字形左为“爿”的异体，右为“又”，可以隶定为“”，《字汇》爿部：“，与将同”。“将”又通“臧”，可训为善、美，木牍中的三处“将”训为“美”，则美绵、美裈、美斑三词均文通字顺。

我们认为此说不可信，首先，从字形上看，木牍字形为“”，其字形左半部分与“”的左半部分在笔画上有明显差异，两者字形并不相似。

其次，通过考察衣物疏的书写格式，我们发现汉晋衣物疏的书写体例一般为：（1）“故”+（颜色+材质）+物品+数量词（例如：“故白布被一领”；“故刀尺一具”）；（2）（颜色+材质）+物品+数量词（例如：“白衫一枚”）；（3）（颜色+材质）+物品+数量词+“本自有”或者“故所有”（例如：“故黄绢单衣一领，本自有”；“绵六两，故所有”）。

“将”释为“美”放在名词“绵”之前，这种结构不符合衣物疏的常规书写体例，在其他衣物疏和文献中也未见“将”与“绵”连用成词的情况，故此说不可信。

释为“权”字说曹砚洁在《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墓券物疏整理与研究》中将木牍字形释读为“权”字，作者根据词语搭配规律进行分析，他依据《论语·尧曰》：“权，称也。”以及《广雅·释器》：“权，谓之锤也，其形垂也。”

得出“权”是用来测定物品重量的器具。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简化字“权”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工作中才产生的，在这之前都使用繁体“權”字，故此观点完全忽视了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客观事实，是完全不正确的。

释为“牧”字说何双全（2004）释木牍字形为“木”，张俊民（2005）释为“牧”，田河（2012）、窦磊（2016）从其说，认为“牧”可读为“木”。田河引典籍中有关“木绵”的记载，认为“木绵”指草棉，即现在所说的棉花。

同时对释为“收”字说加以否认，认为“收”是“牧”字的误释。窦磊指出凡记载“牧绵”的衣物疏都出土于甘肃地区，认为“牧绵”是甘肃地区特有的物品，但并未进一步考证“牧绵”具体为何物。

经深入考察，我们认为此说证据不足，亦不可信。首先，从字形上看，7枚衣物疏上的字形可按所属时代和出土地区分为三组，前五枚衣物疏均出土于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地区，且所属年代较早；后两枚衣物疏都出土于甘肃武威地区，所属时代稍晚。

前5枚衣物疏中又可按字形差异分为两组，前2枚《周女敬衣物疏》和《周南衣物疏》中的字形相似，字形左边类似“丬”，右边形似“攵”，与“收”在碑刻中的异体较为相似，后三枚《都中赵双衣疏》《赵阿兹衣物疏》和《夏侯妙妙衣物疏》中的字形相似，字形左边似“牜”，右边似“攵”，与“牧”字相似度很高。而时代稍晚的两枚衣物疏《郭富贵衣物疏》和《姬瑜随身物疏》字形相似，字形左边类似“丬”，右边形似“又”，与“收”的异体字极为相似。

通过考察“牧”“收”“枚”等字的异体写法，我们发现“牧”“收”“枚”字都存在和木牍字形较为相似的异体写法，可见构件“木”“牛”“丬”形近讹混，导致“枚”“收”“牧”三字的相关异体字出现同形的情况。

高台地区早期和时代稍晚的武威地区的衣物疏字形都更偏向“收”字，而出土于高台地区的时代稍晚的三枚衣物疏字形与“牧”字相似度很高。这样看来，虽大部分字形均指向“收”字，但仍不能排除释为“牧”字的可能。

再深入揣摩对比字形，便能发现“牧”字说的矛盾所在。稍晚出土于武威地区的《郭富贵衣物疏》中共有三处与“绵”上字相似的字形：“故绵二斤”、“故䌟裈一立”、“故斑丹绢一丈”，若释读为“牧”，中“故牧绵二斤”理解为“木绵二斤”尚且文意通顺，而其中的“䌟裈”指“漂洗过的有裆之裤”中的“斑丹绢”指“装饰着杂色花纹的红色的绢”，如果在这两个词中加入“牧”字，便无法解释通顺了。

如果将木牍字形看作“收”字，“故收绵二斤”的“收绵”即“收采的棉花”，而中的“收”字当与中含义不同，吴娅娅在《吐鲁番出土衣物疏辑录及所记名物词汇释》中总结随葬衣物疏中与“裈”有关的文例，指出随葬衣物疏中出现的裈有很多质地，如“绢裈”“帛裈”，同时还分不同形制，如“大裈”为“长且宽大的裤，穿时可以着于外面”“小裈”为“较大裈而言小者，是贴身穿的”，故我们认为“收裈”可能也是裈的一种类型。

而“收斑丹绢”的“收”可以理解为“收到”，“斑丹绢”可能为别人赠与之物，所以用“收”与之搭配。故“收”字放在这里，文意比“牧”字更加通顺。综上，“牧”字说可信度不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甘肃河西地区出土的7枚衣物疏中的词语释读为“收绵”最为合理，“收”指“收采的”，“绵”指“棉花”，当指植物草棉的棉花纤维，是一种纺织原料。“收绵”的意思是“收采的棉花”。

而木牍中“绵n斤”中的“绵”则指丝绵，是由蚕丝加工而成的纺织原料。这二种事物虽同用“绵”字来表示，但来源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