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成书过程，长达一千多年，早在三国期间，有关三国纷争的遗闻逸事就有流传。而历代文人在诗词中吟咏三国故事，亦不胜枚举。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本事编”收录历代文人创作的有关三国题材诗歌词曲，自六朝至宋元，为数甚多，其中即有陆游《诸葛书台》诗一篇。笔者近日翻阅陆游词作，发现其中亦有涉及三国故事者，凡有6篇。

陆游一生勤于创作，尤以诗歌为多，流传至今者有近万首，而见存词作130 馀篇，虽仅为其诗歌的百分之一强，但数量也并不在少数。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陆游曾长时期生活在吴越间，并在剑南有过多年的戎幕生涯，但是，无论是在诗歌，抑或在词作中，吟咏三国事者，却是寥若晨星。因此，其涉及三国事之词作6篇，还是值得注意的。

放翁词中涉及三国事者凡有6篇，为：［水调歌头］《多景楼》、［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大圣乐］《电转雷惊》、［鹧鸪天］《送叶梦锡》、［恋绣衾］《不惜貂裘换钓篷》、［好事近］《平旦出寝关》。

但是，在这6 篇词作中，只有［水调歌头］《多景楼》一篇，尚可认为是以三国事为题材的，其馀5篇，仅是在作品中提及三国事，或用事与三国事有关而已。［水调歌头］《多景楼》一篇，本文将专节讨论，这里，先对其他5篇词作逐一考索。

［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约作于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秋季①。陆游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五月除左通直郎通判镇江府，明年，离开镇江，饯行于镇江府西之浮玉亭。因此，这是一篇吟咏别离之作。

词上片写绿树、长亭、秋色，情绪颇见怅恨；下片亦是写离别销魂，但末三句为：“一江离恨恰平分。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津。”从字面上看，这也纯为抒写离情别绪而已，且《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此词调下即有题作《别恨》。

《陆游全集校注》

只是其中“横铁锁”事，乃典出《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1］1209

丹杨，即丹阳，今属江苏省镇江市。此是王濬于灭蜀之后，继而起兵伐吴之事。吴人凭借长江天险，并横置铁锁、铁锥，抗拒北军，然晋师除锥熔锁，终无阻碍，顺流鼓棹，直捣三山。孙皓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率百官投降晋师，东吴遂亡。

唐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有“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句，于东吴之亡国，颇为感慨。陆游用此典，当亦是想起当年江边鏖战之事，因此，词虽写离别愁绪，但不能排除其亦有思古之幽情。

［大圣乐］《电转雷惊》，或作与乾道二年（1166）。此时陆游家居镜湖，年已42 岁，功名无成，心灰意冷。

《放翁词编年笺注》

词之下片写道：“须臾便是华颠，好收拾形骸归自然。又何须著意，求田问舍，生须宦达，死要名传。寿夭穷通，是非荣辱，此事由来都在天。从今去，任东西南北，作个飞仙。”潦倒之中，尚见安命乐天之意。

此中“求田问舍”是个熟典，在宋人词中并不乏见，如稍晚于陆游的辛弃疾，在其［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即有“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句。

《三国志· 魏书》卷七《陈登传》记刘备与许汜议及陈登：“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2］2229-2230

陈登，三国时下邳（今属江苏省睢宁县）人，字元龙，举孝廉，有名于世。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曰：“登忠亮高爽，沉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综。年二十五，举孝廉，除东阳长，养耆育孤，视民如伤。”［2］230

［鹧鸪天］《送叶梦锡》，或作于乾道九年（1173）。叶梦锡，即叶衡，梦锡其字，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尝知成都，于乾道九年召赴临安。

陆游此词，当是在成都为叶衡送行之作。词中所写无非亦是人生易老，两鬓成霜而一事无成，于是在青楼酒肆，虚掷光阴。

词之上片有“十千沽酒青楼上”句，典出三国时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文选》注云：“平乐，观名。”诗写贵族少年斗鸡走马、狩猎宴游之事。此亦为熟典，唐李白《将进酒》：“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陆游词新释辑评》

［恋绣衾］《不惜貂裘换钓篷》，具体创作年份不详，然观其词意，当作于自蜀中归来，闲居家乡山阴时。此时陆游已是步入晚年，一生志向，皆成空想，赋闲乡村，生活亦较困窘。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颇为达观。

词之下片写道：“幽栖莫笑蜗居小，有云山、烟水万重。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画中。”

其中“蜗居”一典，乃指三国时有名隐士焦先，事见《三国志· 魏书》卷十一《管宁传》裴松之《注》：

“时有隐者焦先，河东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其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值。又出于道中，邂逅与人相遇，辄下道藏匿。或问其故，常言：‘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不肯妄言。”

“《高士传》曰：或问皇甫谧曰：‘焦先何人？’曰：‘……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如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结绳已来，未及其至也，岂群言之所能仿佛，常心之所得测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能伤其性，居旷野不以恐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爱不以累其心，损视听不以污其耳目，舍足于不损之地，居身于独立之处，延年历百，寿越期颐，虽上识不能尚也。自羲皇已来，一人而已矣。’”［2］363-365

《三国志》

瓜牛庐，即蜗牛庐。裴松之《注》云：“案《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室，形如蜗牛蔽，故谓之蜗牛庐。《庄子》曰：‘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谓此物也。”［2］366

陆游一生力主抗战，垂暮之年在梦中还想着为国戍守轮台，在诗词中抒写隐逸情怀，亦属违心之语。而且此处用事，舍陶令结庐人境仅避车马喧闹，而独取焦先蜗居以远离战火，隐约之间，亦可见其对朝廷之深深失望。

［好事近］《平旦出寝关》，具体创作年份亦不详。此篇写到“秦关”、“伊水”等，皆在今河南省。词之下片为：“汉家宫殿劫灰中，春草几回绿。君看变迁如许，况纷纷荣辱。”显然，这是一篇借古吊今之作。

所谓“汉家宫殿劫灰中”，典出曹植《送应氏三首》之一：“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劫灰”乃佛家语，喻天地大劫，焚烧殆尽之馀灰。中州乃汉末三国时主要战场，狼烟连天，生灵涂炭，正如曹操《蒿里行》所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陆游有感于此，，油然慨叹，亦是情理中事。

上述陆游词作，实际上，除却［水调歌头］《多景楼》，唯有［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尚可见思古之情，其馀均只是用事而已，与三国事并无多少关系。

《放翁词》

［水调歌头］《多景楼》可说是陆游词中唯一一篇真正吟咏三国事的作品，或于隆兴二年（1164）秋天，与镇江知府方滋游北固山时所赋。词凡95言：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飘渺著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陆游词编年注析》

古徐州即镇江，亦称南徐。多景楼在今镇江北固山后峰，始建于唐代。

中唐李德裕有《晚下北固山喜松径成阴怅然怀古偶题临江亭》，有“多景悬窗牖”句（见存诗已不全），因以为楼名。多景楼临江而建，极目远眺，千里吴楚尽收眼底，宋人米芾有《多景楼》诗，颂之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其所书此七字匾额，至今尚见于多景楼门首。

作为江岸胜景，多景楼与黄鹤楼及岳阳楼并称长江三大名楼，历代迁客骚人，多有登临览胜，吟咏之作，不胜枚举。而镇江又与三国孙吴关系密切，尤其是北固山，有甘露寺，为所传孙吴联姻之处，乃千古佳话。

因此，凡登临北固山，必游甘露寺与多景楼，也必然会联想到三国故事。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也是如此。

词之上片，“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飘渺著危楼”数句，描写危楼高耸，江山如画，一开首即将占尽江南形胜的北固山与多景楼推至读者面前，颇有气势。

登高临远，极目吴楚，词人自然而然想到了千年前的三国相争。如今江水东逝，滚滚波涛，在当年却是辀橹云集、金戈铁马的战场。孙、刘两家，联合抗曹，何等的摄人心魄。置身于多景楼上，陆游仿佛听到了悲壮的鼓角，看到了连天的烽火。

显然，陆游于孙权、刘备是有崇敬之意的。其《渭南文集》卷四十三《入蜀记》云：“至甘露寺，饭僧。甘露，盖北固山也。有狠石，世传以为汉昭烈、吴大帝尝据此石共谋曹氏。”

可见，陆游登临北固山多景楼，千年往事顿时在心头涌现，“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四句，不仅再现了当年战争场景之酷烈悲壮，亦抒写了词人对孙、刘联手拒曹英雄气概的激赏之意。

词之上片，笔意贯通流畅，一气呵成，形像鲜明，意境也较为开阔远大，寓意和谐自然，读来颇有灵动之感。

《陆游传》

然而，换头后，词人在描述了江边秋景、与方滋纵论古今后，忽然写到了西晋初年名臣羊祜。

羊祜，字叔子，《晋书》卷三十四有传，云：“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机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1］1020

羊祜由魏入晋，力主伐吴，虽终不克成功，然为后来晋军灭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羊祜为人做官，极为清廉。《晋书》本传云：“祜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馀财。”［1］1021

羊祜曾出镇襄阳十年，有政绩，因此，深为当地民众敬爱。《晋书》本传云：“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荆州人为祜讳名，居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1］1022

《晋书》

当是时，东吴已非旧日气像，早已不见孙仲谋之英雄豪气。孙皓昏庸暴虐，已是独夫。羊祜为晋师南渡灭吴所作贡献，自当赞颂。如今胜景依旧，而斯人已逝，凭吊千载羊叔子，放翁之感慨也就无以自抑。

所以，词中对羊祜的赞美，与上片所表达的对孙、刘之崇敬，并无矛盾。但是，此处更多的是在称道羊祜作为坐镇一方之大吏，为官清正，政绩卓著，深为万民景仰和怀念，而在这里，陆游显然是在借羊祜以赞誉方滋，人或谓其不免溢美之嫌。

其实，据宋人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十一《墓志铭》载，方滋其人，以荫入仕，历知秀、楚、静江、广、福、明、庐、镇江、鄂、建康、荆南、绍兴、平江等州军府，所至务尽其职，发奸擿伏，严而不苛，经理财赋，缓而不弛，颇著政绩。尝入朝权刑部侍郎，兼权户部。又两度出使金国，吐论平正，应答自如，深为金人所推重。

所以，放翁此处赞誉方滋，还是出自衷情，尚不能视为阿谀之词。只是上下片着意有异，因此，全词给人的感觉是，上片所写，乃借景抒情，显得甚为自然合理，而下片转为赞颂方滋道德政绩，词意亦直露有馀，蕴藉不足，难孚人意。

北固山上多景楼，自是吊古伤今的绝佳所在。但是，平心而论，陆游［水调歌头］《多景楼》一篇，较之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诸作，并无十分出色之处。这大概是陆游乃与方滋同游、赋词以赞太守有关吧。

《陆游资料汇编》

陆游为南宋第一大诗人，诗名隆盛。其词作数量亦尚夥。当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陆游之词显然不及其诗歌成就之高。但是，其诗与词，在情感基调上，却基本上是统一的。

如上所述，放翁所填的6篇涉及三国事的词作，多为用典而已。而其［水调歌头］《多景楼》一篇，也是在宴游时，即情即景而作，因此，所谓与三国故事有关者，亦仅如此。

夏承焘曾这样说：“陆游一生，匡复志事，到老不衰，可谓不愧其言。说陆游之诗是他一生匡复志事之馀事，那么，他的词又该是他诗的馀事。以‘诗馀’称他的词，岂不是名符其实？这对作者来说，原是褒辞而不是贬辞。”［3］2

既然陆游填词，只是“他诗的馀事”，自然在艺术上会有所不足。陆游诗歌数量创作之多，在古代诗人中罕有其匹。

但作品既多，精力有限，不暇裁剪修饰，也就在所难免了。其诗如此，其词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在他的有些词作中，我们看到其状物绘景、抒发情气，变化不多，不过这并不是陆游词作的主流。

《渭南文集笺校》

此外，与稼轩词一样，陆游词作，用典之多，俯拾皆是。即如［水调歌头］《多景楼》，上下片95言，有典十处许。其馀诸篇，亦大抵如此。正如宋人刘克庄在《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中所批评的那样：“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词中用典，可使作品意蕴深厚，应是词家填词要遵循的一个法则。李清照《论词》，即有“典重”与“故实”的论点，在词中适当运用典故也是有必要的，赋予词作庄重的面貌，即所谓“一扫纤艳”。陆游词用典过多，为刘克庄诟病，但仅就这6篇作品看，尚未可讥之为掉书袋。

刘熙载《艺概》卷二谓“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其实，放翁何曾有意要做一个诗人，在他说来，无论是作诗，抑或填词，皆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初唐杨炯《从军行》所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黄仲则《吊杜甫墓》云：“埋才乱当世，并力作诗人。”也并不完全符合杜甫的心意，杜甫《旅夜抒怀》就明白说道：“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放翁的理想与前贤是一样的。陆游一生，念念不忘北伐抗战，恢复神州河山。这一精神，在其诗中，随处可见，即其词作，亦时见流露。他渴望驰骋沙场，驱逐金兵，为国效命。然而，终其一生，满腔热血，无以抛洒。报国无门，无奈而掉鞅诗坛，中心之愤懑感慨，可想而知。

辛弃疾［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有这样的伤心语：“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而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更见其老泪纵横：“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正因为这样，在本文论述的6 篇涉及三国事之词作中，我们还是能看到放翁词作之壮伟豪迈。

《放翁乐府笺》

在陆游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爱国忠君之作，但是，在他的词作中，这类篇什在比例上相对要少。

夏承焘认为陆游对填词一事，抱有鄙视态度［3］2，这是有道理的，陆游自己也是承认的。在陆游眼中，填词原是无聊之事，只是自己终不能免。所以，对于作词，较之赋诗，陆游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

这样，在其词作中，就多见歌咏宴游之篇，清人宋徵璧这样批评放翁词：“陆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4］234

然而，在总体上，陆游词作的情调与其诗歌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时见慷慨激昂之气，充满杀敌报国之豪情壮志，而词作之结构，亦多浑厚一体者。

所以，说陆游于“诗馀”一事不甚重视，并非是说其填词不认真，视作游戏文字，敷衍了事。相反，在陆游见存的130馀篇词作中，大部分作品还是精心结撰的。即如这6 篇涉及三国事的作品，无论写景状物、吊古抒情，其作品中流露的情感，仍然不乏激荡昂扬之气。

所以，夏承焘说放翁“不欲以词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于一般词人”［3］2，是很有见地的。

《放翁诗话》

汉末三国，近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云蒸霞蔚，慷慨悲壮，留下了众多的遗闻逸事，而在巴山蜀水，太湖之滨，以至黄河上下，故迹遗址，人所不及遍游。是以历代文人，多有吊古缅怀之作。

但是，正如本文开首所言，陆游一生生活的地方，就在三国东吴与西蜀故地，但似乎他对此不甚在意，吟咏之作亦寥寥。所以，放翁见存的六篇涉及三国事之词作，犹可窥见其内心世界，反映了其创作的多样性，亦是极富意义的。

参考文献：

［2］三国志·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夏承焘. 放翁词编年笺注· 论陆游词（代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徐釚. 词苑丛谈：卷四品藻二［M］. 王百里校笺.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