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各界对欧洲革命的不同反应暗示着美国奴隶制的分裂和美国面临的困境。欧洲革命促使美国开始从“道德模范”式的民主榜样转向推广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的民主输出，现立主义传统升始让位十扩张主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国内对联邦命运的担忧，美国反应中暗示的奴隶制矛盾的极端不可调和也在定程度上预示了美国终将通过诉诸武力的方式，用一场内战来完成美国社会的净化。

作为一个在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美国具有很多革命国家所普遍具有的那种输出革命的激情,投身于独立战争的人普遍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为全人类的自由而战，相信美国革命所捍卫的原则具有普世性。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多抱有以美国的意识形态改造世界的埋想。

受到“天定命运”思想的指导以及大陆领土扩张带来的实力增长，美国新代怀着建立商业帝国和输出民主的梦想，美国坚信各国人民推翻专制暴政，避免血腥屠杀和社会动荡，缔造一个共和国，是上帝为全世界人民所预设的道路。美国希望欧洲以美国革命为范本，力图在欧洲建立以美国为楷模的民主制度。

《纽约太阳报》宜称，在挥舞不息的旗帜和高高举起的刀光剑影下，革命的指南就是我们这个榜样、我们这片蓝天和我们这把火炬。正如我们誓言革命那样，欧洲群众也在宜誓革命。但只通过树立道德榜样来领导世界走向自由是不够的，而是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甚至领导世界，以民主和自由为名不断扩张。

因此，任何欧洲专制力量的增长，比如由俄国干涉造成的匈牙利革命失败，间接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欧洲革命被残忍镇压给了美国人更高的道德领地。弱小的组织混乱的国家必然被强壮的有组织的国家所吸收同化，差的民族必然要向优秀的文明和政策投降。美国共和主义是最超前的人类政府形式，注定引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向人类自由的道路前进，通过民主输出建立一种以美国式民主政治为模板的新的世界秩序。

正如埃默森所说的，“上帝已授权给美国人，让他们施惠全人类。”但美国忽略了繁荣和原始资源之间的关系，把国家的成功简单归因于单纯的政治制度。对共和制度传播的热情使美国要求德国和法国复制这种宪法，但事实却并不是这么简单。

19世纪中期，开国一代已经远去，美国人害怕他们已经失去了同他们父辈原则的联系，子孙后代将不能保卫父辈们建立的共和模范。欧洲革命看起来似乎是旧世界的君主制开始走向崩溃，新的自治政府时代即将开始，美国人认为欧洲革命与华盛顿所引导并建成的共和政体是有直接联系的，是美国的制度越过大西洋在海洋另一边发挥了作用。

共和主义的原则之间没有界限，它可以传播到世界的任何角落。欧洲人为摆脱君主制的束缚所做的努力，是美国这个榜样的结果，欧洲自由的种子来自于美国最初的自由树，在半个世纪以后漂洋过海播撒到了欧洲。

1848年欧洲革命抓住了许多美国人的想象，美国是全世界都仿效的共和模范，在旧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如果法国和大陆上其他国家能够最终摆脱专制独裁束缚并追随美国建立共和政府，大概欧洲共和体制的胜利会给美国带来昂扬的斗志，促使美国不再忧虑他们联邦的命运。

孤立主义是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建国初期美国的国家安全形势要求美国回避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国家间的纠纷。美国对欧洲的基本方针在1796年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中得到了完整准确的表达，全面阐述了以中立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即在扩大贸易关系时，尽可能地避免同外国发生政治上的牵连。告别演说把传统的狐立思想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确定了美国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原则，并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加以贯彻。

乔治·华盛顿和大多数开国元勋们视卷入外国的纷争,特别是欧洲的战争为危险的事情。欧洲是由“没完没了相互争斗的国家”组成的,是很多赴美移民极力逃离的地方，美国必须与欧洲没完没了的纷争保持距离。卷入欧洲的事务会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美国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和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

因此,与欧洲分离和不卷入就意味着安全,因为地理上的隔绝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美国可以享受“免费的安全”，为人类树立一个始终由正义和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新颖的榜样。美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向导，如果想要激励其他民族的话，就必须保持其纯洁质朴的特性，绝不能沾染那肮脏不堪的王朝国际政治。

当扩张主义者要求美国对1848年欧洲革命做出实质性支持时，遭到了反对。美国在1848年的反应，口头上是热烈支持，但实际上绝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便如此，随着美国力量的壮大与扩大市场的需要以及大陆扩张的完成，美国对1848年欧洲革命事件的反应就是孤立主义开始动摇的最佳证据，促使美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应当更加积极，不能只满足于做一个不问世事的“修道士”，似乎充当了19世纪末美国海外扩张道路的先锋，预示着美国即将从孤立主义开始向国际主义的转变。

此时美国政坛处于新老交替时期，老一代政治家陆续辞世，一代新人正在苗壮成长。这些巨星的陨落表明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欧洲的事件似乎暗示了接下来扩张主义将会取代孤立主义的趋势，美国需要改变自己的姿态，抛弃孤立主义，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入世者角色。

在对欧洲革命的回应中，孤立主义是许多美国人关心的方面，尤其是南方蓄奴者。在国会讨论是否赞赏庆祝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废除了奴求制时，南方就指出奴隶制是当地的内政，美国没有权力干涉，就像田纳西州也没有权利干涉肯塔基的人民决定是否废除奴隶制一样。

如果联邦政府取得权力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那么是不是也会取得权力去影响南方蓄奴州的制度呢?后来皮尔斯总统上台也表示，尽管美国人同情那些欧洲被乐迫的人民，但美国仍然会保持独立于欧洲复杂的政策体制系统的政策。像前任总统一样，皮尔斯也认为美国是共和政体的楷模，呼吁美国维持开国一代传承下来的遗产，对国父们的记忆会继续作为灵感源泉鼓舞若美国人充满自信。

但扩张主义者如道格拉斯认为美国有责任迅速对新共和政体外交承认。1848年的欧洲革命风暴使美国热血沸腾，而革命的失败又使他们感到美国肩负着重大的世界责任。他们坚信欧洲君主制的复辟表明旧大陆已经老朽衰颓，而年轻兴旺的美国将取而代之，他们主张打破孤立主义传统，对国外事务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参与，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美国的使命，推广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理想。年轻的美国是旧世界的对立物，美国应承担改造世界的义务。

19世纪中期，美国并没能突破孤立主义的藩篱。正如菲尔莫尔总统和科苏特交谈时提出他最近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没有人有权利把美国的安宁置于危险之下，或者违反法律改变政府对其他国家的概念，和所有人保持友好关系，但不缔结任何联盟，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准则，我们真正的任务不是传播我们的观点，或向其他国家输出我们的政府形式通过巧取豪夺或武力，而是通过榜样去教导，展现我们的成功正义，自治政府的祝福和自由制度的优势。

这是19世纪中期美国的大政策，科苏特即使雄辩也无法改变美国的中立华盛顿告别演讲的原则不断被重申，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信条仍占支配地位，反对更大的牵涉进欧洲事务，尤其是干涉欧洲的军事冒险绝不可取。因而美国几乎是不可能考虑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去支持那些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的。

美国人更愿意相信，如果美国保持着与旧世界的分立状志，并因此享有道德优势的话，其他民族会自己向着美国自由的灯塔走来。美国好比一个“修道士”,不问世间(欧洲)的事务，而专注于树立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