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向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北宋朝廷的文武臣僚深受传统夷夏观的影响，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宋辽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极为不满，这种传统的夷夏观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自尊自大的心理。北宋立国之初，官员们大都视契丹为夷狄，到了宋太宗时期，有极少部分人认识到契丹民族的强大，北宋前期与辽关系如何？对其政策又是怎样的？

宋太祖处理与辽的双边事务时，比前代更为友好。

北宋初期，宋太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北宋君臣认清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意识到要实施先统一南方战略计划，首先要稳定北方，南征北御是先南后北方针的具体实践。北宋决定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之前，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对北汉及辽朝进行防御。

因此，与辽朝和盟，破坏其与北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最佳的防范措施。从北宋与辽朝和谈的动机来看，宋朝主动和谈的目的性更强一些。”但是，辽朝也有主动和谈的意向。辽景宗是在辽穆宗被杀之后即位的，他的首要任务是巩固皇位，加强统治权力，而不是对外树敌。而且当时的北宋也无意对辽开战，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宋辽之间的第一次和盟(即开宝议和)是北宋推行其统一全国方针的一个实践基础，同时这也符合“南征北御”政策的需要，是其重要方面。宋辽第一次和盟实现之后，辽固然获取一些利益，但远不如北宋现实的多，而且还险些失去北汉这个盟友。北宋与辽和谈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暂时安定后方和赢得积蓄消灭北汉及辽力量的时间。

北宋与辽朝之间在开宝年间的议和，从一开始就隐含着波折，这次和盟是非常脆弱的，这也暗示着维系北宋与辽朝的和盟关系的艰难和曲折。“其主要原因是把历史遗怨和偏见一同带进了以后的宋辽关系中；其主要的政治目的是两朝企图获取正统地位，成为天朝王国；主要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在国际影响上压倒对方，争取主动，以便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得到最大利益。"

北宋在与辽朝修好期间，并没有放弃在北宋的北部边疆派兵驻守，这也可以看出，北宋和谈的真实动机其实是为了保证其统一全国的计划能顺利实施。从根本上来说，北宋只是想竭力维护自己的中原正统王朝的地位，北宋的统治者，从心底里还是一身正统气息，他们的言行举止中，无处不透露着他们想维护自己正统地位的想法。

开宝九年(976年)太祖之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太宗即位以后，继续实施太祖时期的统一战略。他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王钱缪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使两浙、福建也纳入宋朝的版图。至此，北宋实现了对南部割据政权的统一，“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完成了一半，灭北汉事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春，宋太宗率军亲征北汉。

辽权衡利弊，决定派兵援北汉，结果被宋军打败，北汉被北宋所灭。刚开始宋辽依然通好，并“许通互市，俘获蕃口，抚而还之。”

但好景不长，宋太宗很快背弃了宋太祖的对辽政策，破坏了宋辽之间的协议，拉开了宋辽战争的序幕。这时，辽朝在景宗统治下，经过不断的努力经营，休养生息，辽政权的社会经济形势也逐渐好转。可是，宋太宗所率宋军虽然平灭北汉，但因在太原之战中消耗数月，加之粮饷不足，军士极其疲乏，而且，宋军上下仍旧存有五代军人的习气，他们希望能得到奖赏。

在这种情况下，宋太宗仍执意讨伐辽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六月，宋军自镇州向北推进。就在军事行动刚开始，北宋军队中将士的不满情绪已经显露出来。七月，宋太宗至幽州城西北隅督将士攻城，这时耶律沙部辽军已进至幽州西北约十余里之地，宋太宗不得不率军迎战，双方遂于高粱河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宋太宗狼狈南窜。

更为严重的是，在高粱河交战之际，宋军发生了兵变，“既迎大驾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军以平晋不赏，又使之平幽，遂军变，太宗与所亲厚夜遁。”

高粱河之战的失败及幽州城下的兵变，无疑给宋太宗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亲临前线，并把目标转移到对北宋内部的政治建设上来，宋太宗试图通过加强对内部和军队的控制来挽回他失去的威信。

平北汉后，宋太宗的雄心很快膨胀。他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兵锋直接指向辽朝。军事上的成功使宋太宗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军事实力产生过高的估计，他急于获取更大的胜利，于是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宋太宗自信而又自负，北伐作战不但由他制定作战方案，而且由他直接指挥，身在东京，却要决胜于千里之外，甚至画了阵图，强行让将领们执行。

结果不言而喻，两次北伐均失败。宋太宗把太祖时期留下来的精兵折腾得精光，北宋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恢复幽云地区了。长城自古以来就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队侵入的作用，而幽云十六州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这一地带紧接长城，与长城这一防护带相互依赖，可谓唇亡齿寒。

北伐的失败，不但使宋太宗攻占幽云地区成为泡影，而且北宋君臣还是出现了对辽求和的态度，使北宋再也不敢轻易与辽发生征战北伐战败后北宋朝廷上下逐渐放弃了用兵收复幽云十六州的信念。在北宋政府内部开始滋生出对辽妥协退让的思潮，宋太宗也已失去了当初北伐时的踌躇满志，再不轻言与辽开战。

而对于辽朝来讲，其最大的胜利，莫过于从心理上瓦解了北宋君臣的进攻意识，使北宋在对辽策略方面转为消极防御与主和妥协。尽管在北宋也不断有人企图挽回颓局，但最终皆因势单力薄而没有逆转这一潮流。自从辽朝占据了幽云地区，长城南侧的军事上布防的要地是辽朝如虎添翼，对北宋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幽云地区联结着南北方，是宋辽之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太宗北伐失利，这让双方发生了重大变化。北宋损兵折将，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辽朝趁势稳稳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其机动性极强的骑兵经常地侵扰宋朝北部边境。

宋真宗即位后，仍念念不忘夺取幽云地区，只是鉴于以往太宗失败的教训及受西夏战事的牵制，所以没有轻易与辽重新开战，并且不得不暂时转而采取守势。北伐受挫以后，北宋军事上虽然已经转入守势，但辽朝仍然认为南边强邻对他们有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当其内部出现问题时。

辽圣宗即位初期，承天萧太后把自己遇到的困难概括为三句话：“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与北宋实现缓和是承天萧太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所在。欲求缓和，首先得迫使宋朝放弃攻取收复幽云地区的想法，为此，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以攻战相胁迫，即以战迫和。

辽朝以战迫和，正遇上北宋在策略上转攻为守，双方都无意必须在军事上压倒对方。因此澶渊之盟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很顺利地达成了协议。澶渊之盟更主要的是在宋、辽双方力量的均势之下形成的，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讲和修睦、息兵安民的议和。自辽景宗耶律贤以来，辽朝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议和以后，双方经济交流日益繁密起来，辽朝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幽云地区已成为农业基地，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大规模的战事得以避免，但双方互不信任并没有完全消除。尽管双方仍然互不信任的情况，但双方的联系还是逐步加强了。宋辽双方固守盟约，友好交流，使节往来频繁。但辽并没有以坐享三十万岁币为满足，到宋仁宗庆历二年，终于又遣使索地，索所谓关南旧地。

当宋朝在1042年不得不将对辽朝的岁币增至50万的时候，宋辽平等的程度就降低了。1042年(辽重熙十一年，宋庆历二年)，宋朝牵制在对西夏战争中，辽朝便以收复瓦桥关以南瀛、莫两州为借口，调发兵马，扬言南征。宋朝惊惶之余，竟甘愿每年增纳绢、银给辽朝。1075年，为了平息一宗边界争议，宋朝再次割地给辽朝。

澶渊之盟的约定对宋辽百年关系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两方关系还是留下了不小的隐患。不是宋朝用金钱买来的和平，而是宋朝用其完全可以和辽朝抗衡的实力换来的和平。实际上，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发展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盟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