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随着大学地位的提高，在城市和教会权力的竞争中，大学所扮演的角色也越发的重要，成为独立于政府和教会以外的独立组织，它在传播世俗文化，打破宗教壁垒上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反权威活动中，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大学在各个势力的抗争中，它给城市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显然是利大于弊的。

欧洲中世纪教会拥有着很大的权力，欧洲社会的文化，宗教，政治发展乃至于经济发展都受到教会的影响，更甚于在这一时期教会的权力大于皇权。

有关规定指出；即使没有世俗的神学院，在有世俗大学的城镇仍然建立了他们的省级学校或神学院。1263年由詹姆斯一世为瓦尔马涅的卡尔特会修士建立了一所学院。

围绕这个核心看起来似乎像神学学派一样长大了，虽然可以肯定的是，“在1421年马丁五世之前有关神神学的毕业证书，这就使神学开始创造了一个学科，主教作为主席其学生仍然是合法大学的成员，它的硕士学位由自己的院长颁布，并逐渐开始形成一所学院。”

但是中世纪世俗大学的出现开始打破的教会在教育上的管理权，新的思想文化的产生带来的是人们思想上的解放，政府也积极推行世俗文化，大力兴办教育，注重发展大学。

世俗文化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后，大学教育逐步突破宗教教权的禁锢，将关于自然科学、医学、法学和哲学等世俗学科引入大学校园。

同时大学的师生敢于批判基督教义，反对极度崇拜，提倡科学发展，追求人文主义和理性思维，这是对中世纪封建教会的巨大的冲击，大学的整体氛围也开始走向积极自由的方向。

大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在与教会和外界社会进行周旋和抗争，为自己谋得了许多有利的特权，突破了教会势力对教育权的控制。

根据牛津大学记录，1200年至1500年间，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有2359人，而神学专业的毕业生为2104人，可见与神学专业相比，法律更为优势。

在法律系中学习民法的为932人，学习教会法的有711人，同时两者都学的为716人，可以看出，民法专业学生超过教会法31％。

如果说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大学的兴起，大学的发展对城市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尤其是在文化思想方面。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神学专业是很著名的学科，特别是巴黎大学的神学研究最为著名，它在欧洲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在巴黎发展最初，大学授课基本上是在教堂等一些公共场所进行的，由于使用的是教会的场所，他们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为教会提供了许多宗教人才，推动了教会的发展。

“不仅如此，它在法语语法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实现了11世纪前的经典语法向12世纪诗歌的语法过渡，后来13世纪在巴黎大学语言学院又诞生出来法语推理语法。

在巴黎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有5万多名师生，与教皇和皇帝一起成为欧洲三方力量之一。”

法国的城市由于巴黎大学的存在充满了学术的氛围，有人曾说过：法国充满了知识的氛围。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大学的发展对城市文化氛围的培养有重要的作用。

在法国，人文主义最初主要是在与意大利人文主义密切联系下发展起来的。阿维尼翁教皇法庭促进了意大利和法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并为此作出了贡献。

教皇和王室大臣的高级官员，如让·德·蒙特勒伊和尼古拉·德·克拉曼格斯，把他们意大利同僚的人道主义思想传播给了世人。两人都是在巴黎的纳瓦雷学院学习拉丁语经典著作的。

尼古拉在他开始他的使徒秘书的新职责之前，在德纳瓦雷学院就这些问题发表了演讲，1393年，他被选为这所大学的校长。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还有第三位纳瓦雷学院的前学生，著名的神学家、传教士和教会政治家格尔森，他从1396年起担任巴黎大学校长，是该校在康斯坦斯议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

格尔森与蚌安吉、蒙特勒伊一起，可以说是法国第一代人文主义的奠基人。在大学对城市的影响上不仅体现在巴黎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在这方面也可以说影响颇大。

萨拉曼卡大学在欧洲学术领域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西班牙最负盛名的大学，迄今为止前后经历了八个世纪，以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见长。

学校主要包括神学、法学、人文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五个基本学科，尤其以人文社会学科最为著名，其中诞生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

萨拉曼卡大学书籍储藏量丰富，因为学校历史横贯八个世纪之久，所以学校藏书馆蕴涵了几个世纪的文化思想精华和重要的研究成果。

萨拉曼卡对西班牙的影响也是久远的，西班牙作为较早接触哥白尼学说的地方，萨拉曼卡大学极具前瞻性的将哥白尼学说收纳到学校之中进行吸收和教授。

哥白尼学说在萨拉曼卡大学的传播和推广下广为流行，开阔了了西班牙人民的眼界，激发了他们对外界探索的好奇心，推动了西班牙环球航行的实施和成功。

同时萨拉曼卡大学作为欧洲著名的大学，拥有着许多优秀的学科，吸引了大批的学者和周边的大学进行交流和学习，促进了萨拉曼卡大学本身的进步。

同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西班牙的整个的社会风气，影响了西班牙的发展进程。在意大利的大学里，医生和艺术家属于同一系。

直到1500年，人文主义对医学研究还只有间接的影响。在16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

虽然人们可能会说他们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许多医生接受了人文教育，进行人文研究，并通过翻译和评论新出现的医学著作，使古代医学与历史保持密切联系。

尼科洛·莱昂尼塞诺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在他去世之前，他在费拉拉教授了60年的医学、数学和希腊哲学，并把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把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翻译成意大利语。

他将人文主义的文本批评方法应用于医学著作，他激起了激烈的学术争议，但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意大利，伊拉斯谟称赞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大学是公认的监护人。有人说，巴黎不可磨灭的国粹主义是决定性的力量，它使法国反对改革的规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如何，在法国具有国家的感觉，在任何地方，它是改革运动的强大盟友，对坚定地保持大学在康斯坦斯和贝尔所采取的态度感到满意，而大学的支持没有任何地方能像在巴黎那样，把自己与爱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然，如果大学本身出现了一个支持外部改革运动的强大政党，那么刚才列举的许多情况可能是相反的。

除此之外，巴黎的知识分子生活与外界更强烈的宗教情感潮流完全隔绝，这是它历史上最奇怪的事实之一，也是与其他大学相比不一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