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川县井儿沟地处大青山中心地带，为群山环抱的山谷盆地，在大大小小的山沟里，散落着10余个村庄，统称井儿沟。

1938年9月，八路军大青山支队2营营长唐金龙带领官兵和战地动委会的干部来到井儿沟，成立了井儿沟乡动委会，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当时，在大青山地区，就武装力量而言，公开的敌人有日军及其控制下的伪蒙古军，以及伪政府操纵的伪警察和地方保安队。

还有打着抗日旗号的隶属国民党的“自卫军”，以及大小数十股土匪。他们抢掠百姓，无所不为，四处造谣侮蔑共产党，不时袭击、杀害抗日军民。

就地方政权而言，武川县管辖十大区，总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日伪将原有的184个乡合并为46个，设可可以力更、乌兰花、大滩、旗下营4个镇，派驻有日军和伪军。此外，交通要道如蜈蚣坝等地还有伪警察驻守。

姚喆（左二）与战友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大青山支队的负责人，李井泉、姚喆等人充分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地区要打开局面，最有效的举措是打击日军，以实际行动唤醒民众。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大青山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战，煞煞敌人的嚣张气焰，扫除群众心头的阴云，并确定首先攻打陶林城。

陶林城即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中旗政府所在地科布尔镇，这里有千余户居民，各种商号50多家，是集宁以北最大的贸易集散地。

当时，陶林城城内驻扎日军一个中队，伪军3个中队，共约500余人。

大青山支队到大滩后的第三天，第715团2营、3营受命出发，傍晚来到距离陶林城西南5公里的山地隐蔽起来。

深夜时分，攻城开始，3营10连在营长陈刚的带领下，首破北门，攻入城内，很快西门也被我军攻破。

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伪军被消灭一部，其余四散逃命，狡猾的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抗。正当此时，驻集宁之敌闻讯乘车前来增援，为避免腹背受敌，我军即刻撤出战斗。

这一仗，大青山支队虽来全歼敌人，但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极大的振奋了民心，一时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消息，迅速传遍阴山南北。

之后，我军计划长途奔袭了乌兰花镇。

乌兰花位于陶林县城西北50公里，驻有伪蒙军一个加强连，装备全系日式武器，并受驻武川的日军平和中队指挥。此外，镇内还驻扎着四子王旗保安队，共180余人。

9月10日，大青山支队2、3营和骑兵连在李井泉和第715团团长王尚荣团长率领下，从大滩出发，天黑前到达乌兰花镇，很快把镇子包围起来。

次日凌晨，我军仍然采取突袭手段，冲入镇内，将伪蒙军和四子王旗保安队全部俘虏，缴获机枪9挺，长短枪80余支和战马100多匹。

部队进城后，通过张贴布告、标语，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并且，阐明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和抗日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该团结协作一致，共同对日。

当天，王爷派二喇嘛与李井泉谈判，说明保安队与伪蒙古军不同，保证严守中立，并要求释放他们。

为抗战大局着想，李井泉当即释放保安队官兵并退还全部枪支马匹。对伪蒙古军则没收其枪弹马匹，人员全部遣散。

此外，我军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族群众深受感动。

支队撤出乌兰花后，国民党“自卫军”第14团进驻乌兰花，他们抢掠奸淫无所不为，群众派代表赶到大滩，请求八路军支援，李井泉当即致信国民党“自卫军”，对其提出撤出乌兰花的要求。

慑于八路军的声威和统战政策的影响，第14团当晚撤出了乌兰花。

陶林和乌兰花之战，使得日军极为惊慌，他们急忙向武川、陶林、乌兰花、百灵庙等地增调兵力，以图加强大青山北麓防御力量。

大青山支队得知敌人意图后，决定利用归武公路之间蜈蚣坝一带的险峻地形，打一场伏击战。

蜈蚣坝坐落在归绥以北17公里处，归武公路从这里穿过，两侧均为悬崖陡壁，地势十分险要。

9月下旬的一天，2营营长唐金龙率队乘夜包围了蜈蚣坝附近的伪警察小分队，警察小分队长急忙给归绥日军打电话，报告有八路军活动，请求派队搜剿。

随后，2营的两个连分别埋伏在关帝庙戏台后和公路两侧，担任正面突袭任务。另一个连，负责打援和掩护。

在此过程中，战士们奉命将公路上仅容单车通过的石板桥破坏，并加以伪装。

次日凌晨，满载日军援兵的4辆汽车进入伏击圈，第一辆刚开上桥梁，一头栽了下去，后面3辆车顿时停下，拥挤在狭窄的公路上。

这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我军部队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开火。很快，我军将大部分敌人击毙，残敌纷纷钻到车底下或石头后面顽抗。

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八路军官兵向日军猛扑过去，一阵白刃格斗，将敌全歼。

战斗仅进行了25分钟，共消灭日军80多人，其中少佐军官一人；缴获机枪9挺、掷弹筒5具和一批枪支弹药。

蜈蚣坝伏击战打得干净利落，影响很大，八路军在大青山地区声威大振。

八路军在井儿沟住过的窑洞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根据地，10月下旬，支队在武川县井儿沟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决定由姚喆、武新宇、朱辉照、唐金龙带领大青山支队1营1连、2营的3个连、骑兵连、第四支队3、4连和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以大滩为中心，坚持和发展绥中的游击战争。

1营副营长邹凤山带3连和第四支队1连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回师蛮汗山，开辟绥南游击区。

李井泉、彭德大、王尚荣、杨植霖、李维中、陈刚、宁德青等同志，率领3营和2营5连、第四支队2连、绥蒙游击队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挺进绥西，开辟绥西游击区。

会后，各部立即整装出发。

西进部队迅速从井儿沟直达武川、萨拉齐、固阳3县交界处的后脑包、官地一带。

这一带地理位置较好，南面出沟可直入土默川平原，西经山地能抵包头，北可进入达尔罕旗大草原，东南有大青山主峰——九峰山。

敌人得知我军主力西进后，便从包头、固阳等地抽调37辆汽车，满载日军向后脑包、官地一带扑来，我军沉着应战，一举歼敌100余人，挺进绥西首战告捷。

紧接着，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王尚荣率队奔袭了归绥、包头之间的陶思浩火车站，消灭日伪军几十名，还活捉了伪镇长。

经我军宣传教育，伪镇长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并将聚敛的银元数千元，伪钞数万元交给我军。

不久，王尚荣带3营3个连，又趁雨夜奔袭离包头东北45公里处的石拐镇。

该镇驻伪蒙古军第4师一个团，我军一枪未放，即将睡梦中的伪团长俘获，仅用半小时就歼敌近100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子弹数万枚，战马200余匹，并缴获电台一部。

伪团长原系张学良部的一个连长，经宣传教育，他申明愿意改恶从善。为团结抗日，我军将俘虏的伪军全部释放，并将缴获的武器和部分战马发还他们。

对此，伪军官兵感激万分，纷纷表示以后要支持八路军抗日。八路军挺进绥西三战三捷，打开了局面。

首先，群众看到或听到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纪律严明敢打必胜，他们由此感到抗战胜利的希望。

其次，支队官兵对大青山区的自然和社会情况有了具体的认识，坚定了建立根据地的信心；

第三，使得伪军政人员中产生动摇思想，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汉奸走狗只是极少数。

在进军绥南方面，重返蛮汗山的1营3连、第四支队1连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在1营副营长邹凤山带领下，来到太平寨西北的碾房窑子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扩大队伍。

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战动总会和第四支队的协同配合下，横扫阴山几百里，一是在铁路以南建立了以蛮汗山为中心的绥南游击区；二是在铁路以北，归武公路以东，以大滩一带为中心，建立了绥中游击区；三是在归武公路以西，从归绥到包头西接河套地区建立了绥西游击区，这三个游击区共18个市县，构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框架。

1938年底，随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到大青山的“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队及游击四支队，一直跟随主力部队行动。

大青山支队到达大滩之后，9月21日，武川县三区动委会在大滩宣告成立，并吸纳方方面面的代表，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选举产生领导机构，主任一人，副主任3人，下设组织、宣传、分配、武装、总务各部。

总务部长刘钰出身于开明地主家庭，本人是学生，曾在北平读书，思想进步，热心抗日，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开明士绅和上层人士积极赞助抗日，支持动委会的工作。

当时，寒冬渐至，为部队征集冬衣和粮食是最紧迫的任务，动委会按照“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马出马，有力出力，有粮拿粮”的原则，在短短数月之内，征集到一批冬衣、粮食、靴子、马匹等，解决了绥中部队的供给问题。

在支队主力挺进绥西的过程中，10月间，绥西动委会成立，由晋察绥边区工委武装部长李维中兼主任，成为大青山最早的地区级动委会组织。

12月，武归县八区动委会在玻璃哈达隆重成立，选举地方开明人士王景堂任主任，“战动总会”干部李奇任副主任，郝秀山任分配部长，刘永福任总务部长，曹文玉任武装部长，任德仲任游击队长。

在此后的工作中，动委会形成了功能比较健全的抗战动员基层机构，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

在动员物资的同时，各区动委会积极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

他们传递情报、转运和保存物资，充分发挥熟悉地理环境和社情民意的特长，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大青山抗日游击区开辟初期建立的动委会，在动员群众、筹集军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许多时候代行行政职权，但它毕竟不是政权组织。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在动委会的基础上建立各级党组织，巩固、发展游击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

1938年11月22日，党中央专门作出《党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确定：

以李支队的活动为中心，将大同至包头铁路沿线和大青山后直至后套一带，设立绥远省委，受北方局领导，省委委员暂决定白如冰、武新宇、刘遂生（即刘瑞森）、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七人，以白如冰为书记。

白如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具体分工方面，白如冰书记兼蒙民部长，李井泉兼军事部长，于占彪任副部长，武新宇任宣传部长，白成铭任组织部长，刘瑞森任河套特委书记。

省委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发展党组织，按地域区划，建立了绥中、绥西、绥东特委或地委，下面分别设立县委乃至区委。

除了进行根据地的党政机构建设外，如何与当地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和平相处，也成为大青山根据地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当时，大青山地区有蒙古族10多万人，其中土默特旗、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等旗县是蒙古族聚居区，其他地方则是蒙汉杂居区。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绥远当局实行“抗日灭蒙”政策，其部队对蒙古人民肆意打骂欺侮、抢劫财产、焚烧房屋，加深了蒙汉民族问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利用蒙古民族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政策的不满，挑拨离间，激化民族矛盾，并欺骗、笼络一部分蒙古王公上层分子，大搞“独立”、“自治”等活动。

在所谓“复兴蒙古”、“抑汉扬蒙”、“民族协和”、“日蒙联合”、“帮助蒙古独立自治”等口号的欺骗下，相当一部分蒙古上层分子和群众，对日军扶植起来的伪“蒙疆政府”存有幻想。

因此，能否团结广大蒙古人民抗日，是关系到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能否发展和长期坚持的重要问题。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司令部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在我军挺进大青山，开辟扰日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再三强调：

在绥远敌占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改变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

并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伪蒙疆政权的反动实质，使蒙古民族尽快觉醒，发挥其抗日的巨大作用。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和蒙古民族工作摆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把“唤起和团结蒙汉一切力量，一致联合抗日”作为绥蒙工作的总任务和总要求，明确指出：

“以我们正确的扶助境内少数民族解放政策，去帮助各方消除蒙汉间的对立。”

1940年4月，《党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又把做好蒙古民族工作，作为绥远敌占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特别强调要加强蒙古民族工作。

贺龙、关向应在对大青山抗日斗争的许多指示中，也反复强调了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和蒙古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并针对当时斗争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

根据党中央和第120师的指示精神，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加强对蒙古民族工作的领导，专门设立了从事蒙古民族工作的机构。

当时，中共绥远省委设立了蒙民部，省委书记白如冰亲自兼任了蒙民部长，在蒙古族较集中的绥西、绥中的地委和县委也设立了蒙民部，在战动总会中设立了蒙民工作委员会；绥察行政办事处及绥察行政公署下设了蒙政处，在专署和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中也分别设立了蒙民部或科。

在开辟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大青山支队广大官兵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多种形式，向蒙古族各阶层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运用历史资料和现实材料，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拨民族仇恨，实施民族分裂的罪恶阴谋。

李井泉，武新宇、白如冰、姚喆、杨植霖等人也都深入下去，和蒙民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使受骗的蒙民很快觉悟过来。

与此同时，大青山支队还经常教育八路军官兵，要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在与蒙民接触中，坚持平等相待，兄弟相处，并尽可能帮助蒙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等。

在我军大力宣传和影响下，广大蒙民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正确的认识，每到一地，有的主动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有的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我们，有的为我军保存物品，掩护伤病员。还有的蒙古青年骑着自家的马前来参军，加入抗日的行列。

1940年1月，李井泉调往其他地区工作，姚喆接任支队司令员，肩负起大青山地区的军政领导工作。

不巧，此时他患了斑疹伤寒病，高烧达41度多，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转移，只得将他安置在陶林北区大土城子一家蒙古包休养。

当地群众的生活极端困难，为了让姚喆早日恢复健康，蒙古族群众把自家最好的油茶面、奶皮子给他吃，并且自动侦察敌情，冒死转移保护。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照料、调养，姚喆的病好了。临走时，群众依依不舍，挥泪相送，还送给他许多奶制品补养身体。

为了培养民族干部，绥远地区各级党组织、大青山支队和战动总会，从1939年秋天开始，至1942年，先后动员100多名蒙古青年，分批送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延安民族学院学习。

有的经过短期培训，即返回大青山参加抗日斗争。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41年春，贾力更在护送一批学生去延安的途中，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同志而英勇牺牲。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蒙古王公等上层人物在群众中有着相当的权威，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大多数蒙民有很大影响。

为了争取和团结他们，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我党地方组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区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

比如：不在蒙民聚居区设立任何行政组织；不推翻王公制度，扶助王公抗日；对一时投日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和伪军，不轻易戴“蒙奸”帽子，甚至对德王也提出了“争取其回头抗日”的口号。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不少蒙古族上层人士很快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对、怀疑，转变为信任、同情和支持。

曾代表四子王府与我谈判的二喇嘛，曾多次掩护我绥中遇险的同志，还多次收留我伤病员治疗。

驻察素齐一带的伪防共第2师师长韩伍，不仅帮助我军购买了大批枪支、子弹、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还亲自带人策马跑到我游击区，与杨植霖举杯起誓，表示他坚决抗日的决心。

对大青山根据地争取伪蒙古军的工作，毛泽东曾给予充分肯定：

“争取伪蒙军的成绩较大！”

在大力做好蒙古族各阶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抗日根据地各级组织还抓紧对汉族地主、绅士进行统战工作。

在敌占区，日军为了利用一些地主、绅士的影响来破坏抗日，让他们在伪政权中担任了一定职务。

为了争取这些人抗日，各级党的组织除采取多种方法宣传我党政策，启发爱国之心外，根据大青山地区的特点，规定对地主不实行减租减息，动员其为抗日作出合理负担，对农村中的阶级关系，采取调节的办法，保护群众利益。

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游击区的地主和开明绅士绝大多数与我军取得联系，60%以上的伪乡村政权，被我争取过来，作为两面政权，暗中为抗日积极出力。

我党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使日军挑拨民族仇恨，实施民族分裂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更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