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雁门郡位于今山西省东北部, 管辖五县: 雁门(今代县) , 繁畤(今繁畤) , 崞(今原平县) , 五台(今五台) , 灵丘(今灵丘) , 有户四万二千五百二。雁门四面环山, 地处农耕和游牧文化结合地带, 自古以来是中原地区通往内蒙大草原的交通要道, 也是中原王朝出征漠北的重要行军干道, 公元前 200 年,“汉高祖欲伐匈奴, 不从娄敬之说, 械击于广武, 遂踰句注, 困于平城”, 公元 396 年拓拔珪率步骑四十万伐慕容垂的句注之战, 也发生在这里。大业十一年在这里爆发的雁门事变是隋与突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一、事变发生之原因
突厥是 6 世纪时崛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 当时,“西破挹怛, 东走契丹, 北方戎狄悉归之, 抗衡中夏”,北方的周齐两国都曾倚重它达到牵制对方的目的。杨坚建立隋朝后, 为了遏制来自突厥的威胁, 采用长孙晟“远交近攻, 离强合弱”的策略, 利用它内部各汗主之间的矛盾, 离间各部, 使其势力削弱, 最终导致突厥东、西分疆而治。为了进一步分化突厥势力, 隋文帝招抚了受都蓝可汗驱逐实力弱小的启民可汗, 并于开皇十九年(599 年) 在鄂尔多斯草原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处其部落。
这样,“隋朝时期的中国不是通过一次大战争, 而仅仅是采用其惯用的计谋, 就成功地分裂了突厥势力, 消灭了不顺从的可汗, 使权力掌握在那些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可汗手中”。隋朝北部边境因此获得了暂时的宁谧, 汉突等族人民也进入了友好往来的和平时期。依靠隋的保护和优厚赐赍, 掌握于启民可汗手中的东突厥政权, 实力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到大业初,“启民举其部落, 兵且百万”。
此时启民“入臣天子, 甚有丹诚”, 主要是因为“切恨可汗(即处罗) 不能独制, 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 连二大国, 欲灭”处罗。由此可看出启民之所以依附隋, 完全是因为它的强大以及启民想借以达到自己统一突厥的目的。因为有隋的支持以及对西突厥实行的分化打击政策, 加上启民的苦心经营, 当时东西突厥之间虽仍“自相仇敌, 每岁交兵”, 但优势已转向启民一方。大业三年, 当长孙晟到启民牙帐时发现“奚、室韦等种落数十酋长咸萃”, 后来隋炀帝北巡时发现高丽使节也在启民住所。这些部落朝于突厥而不直接朝于隋, 无疑是危险信号, 因而朝中重臣高颎、段文振等皆力陈必须注意对东突厥加强防范。
此时的隋朝, 自从统一全国后, 经二十余年的励精图治, 国力昌盛, 史称“东南皆至于海, 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人物殷阜, 朝野欢娱, 二十年间天下无事, 区宇之内晏如也”。在强盛国力的支持下, 隋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 即位后数年间兵车屡动,土木大兴。伐吐谷浑, 开大运河, 修长城, 筑东都, 大规模的使用人力物力 , 官吏催逼之下 , 人民疲于奔命。尤其大业八年, 征百万之众伐高丽, 无功而返。大业九年又征天下兵伐高丽, 不妙的是杨玄感在此时起兵造反, 为平定叛乱, 隋炀帝不得不将前线部队调回, 他征服高丽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虽然叛乱很快就被平定, 但这次叛乱发生于统治集团内部, 它对隋炀帝的权威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大业十年, 隋炀帝又率大军伐高丽, 这一次在高丽表面的请降下, 隋炀帝“大悦, 班师”, 但高丽旋即又叛, 在大业十一年春的朝贡队伍中就没有其使者。三征高丽无功而返, 大大挫损了国家的锐气。连年的征战, 繁重的赋役, 使百姓不堪其负, 这时一些零星的地方反抗也此起彼伏, 在山东 , 杜彦冰 、王润 、李德逸等就时常劫掠。
隋突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突厥时, 启民可汗还亲自为之芟草, 态度极为谦卑恭顺, 甚至表示服饰法用也要“一同华夏”, 此乃因“启民可汗是突厥可汗受中原朝廷徽号之第一人, 隋又常资其甲兵之众, 收其破灭之余, 复祀于既亡之国 , 继绝于不存之地 , 因之遂有此款诚之心也。”其实最为重要的是当时他力量不够强大,还需要隋的支持。但这时却让隋炀帝感到了防范的必要, 就在这次夸示突厥后不久, 他就“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 东至紫河, 二旬而毕”。这年, 因契丹寇营州, 炀帝还派韦云起为将,“护突厥兵讨契丹部落。(当时) 启民可汗发骑二万, 受其处分”。
韦云起督军奇袭契丹,“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 余将入朝, 男子皆杀之”。“契丹本事突厥, 情无猜忌”, 而隋迫突厥伐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启民不得不发兵从征时的不满,只是当时这种不满尚未表露而已。如果说启民可汗因为隋的强盛心存畏惧, 对其态度还算恭顺, 不敢有所举动的话, 那么到其子始毕可汗(即咄吉世) 时, 这种态度就逐渐改变了, 而他最后之所以改变多年来一直奉行的以隋为宗主国的朝贡关系, 是其与隋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分不开的。
在依靠隋发展的近二十年中, 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壮大, 特别是在西突厥逐渐削弱并专注于向西发展之后, 东突厥的军事压力减小, 当看到昔日强大的隋竟被弱小的高丽戏弄时, 原先的那份畏惧就打了折扣。他开始支持隋北部边境的叛乱者, 间接地对隋边境进行骚扰, 灵武的白榆妄(一作“白榆娑”) , 上谷人王须拔, 贼帅魏刁儿都“北连突厥, 南寇赵”。所以, 此时国内国外,隋炀帝的权威都开始面临挑战。
其实在征讨高丽过程中, 隋炀帝就注意到了东突厥的离心动向。三征高丽, 始毕未派一兵一卒助战, 没有履行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 隋炀帝与启民约定的共同出兵之议。而西突厥处罗可汗三次都随隋炀帝出征, 并出动了兵马, 如特勤史大奈就随隋炀帝伐高丽。处罗出兵, 始毕不出兵, 显然预示着隋与东突厥的关系起了变化, 因此在第三次征辽(公元610年) 时隋炀帝特诏裴矩“护北蕃军事”。裴矩见始毕部众渐盛, 就向隋炀帝献策分其势, 建议将宗室女嫁给始毕的弟弟叱吉设, 还打算拜他为南面可汗,只是叱吉设惧于始毕之威没有接受, 始毕听到这件事后很生气, 怨恨之心渐生。裴矩认为这个计谋没能实现是因为突厥“内多有群胡, 尽皆桀黠, 教导之耳”, 于是又设计杀掉了始毕可汗的宠臣史蜀胡悉。
始毕得知情形后更为生气, 因此不再向隋朝进贡。这是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 正月以后之事 。这年六月, 正当隋炀帝驻跸汾阳宫避暑时, 东突厥突入岚城镇抄掠, 将军范安贵讨击之, 但吃了败仗, 安贵战死, 百司震惧。之所以引起百司震惧, 小编推测原因有二: 一是原来俯首帖耳的突厥公然直接入寇并攻击隋朝军队, 且致使隋主将战死, 这件事本身让他们感到震惊。二是隋炀帝当时正在汾阳宫避暑,时因“宫城迫隘, 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间, 结草为营而居之”, 而岚城镇与汾阳宫相隔很近, 一旦突厥来袭, 后果不堪设想, 这让他们感到恐惧。这是近二十年来东突厥首次直接对隋采取军事行动, 此战可说是雁门事变的前奏, 它标志着隋突关系的恶化。突厥这次试探性袭击的胜利则助长了两个月后始毕在雁门袭击隋炀帝的行动。
二、事变解除之原因
在这次隋突交锋后不久, 隋炀帝从汾阳宫开始北巡边塞, 其目的何在? 袁刚先生认为“北巡的目的一是要重新密切与突厥业已存在的朝贡友好关系,二是说服始毕出兵, 协助隋炀帝再征高丽, 以报复三次东征失败之仇”, 并试图重演大业三年(公元607年) 北巡的故事, 以求挽回因三征高丽失败而损失的一点面子。刘健明先生认为是“隋炀帝恃三征高丽的余威, 拟亲自领兵讨伐突厥, 以消除外族对隋的唯一威胁。”很明显, 两位先生之说有很大不同。小编以为此次隋炀帝北巡随带兵力怎样是了解他北巡目的关键所在。
隋炀帝第一次征高丽时征天下兵,率领百万之众前往讨伐, 与之相比, 此次北巡虽然是在隋突冲突之后, 但据小编掌握的史料来看, 这似乎并没有让隋炀帝感到“震惧 ”, 在八月乙丑(初五)离开汾阳宫北巡前, 他在太原和汾阳宫待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从各地征兵 (隋炀帝五月份就已到了太原,幸汾阳宫避暑,八月才出巡北塞,在此停留达两个多月,其间并无征兵诏书发布),也没有做过多的军事准备,而他北巡所带兵马也并不多(这从后面分析可知)。
故隋炀帝这次北巡不应为亲自领兵讨伐突厥而来。另外,当时楼烦郡太守阴世师听说始毕可汗将不利于隋,曾劝隋炀帝御驾回太原,据此亦可推测出隋炀帝此次并不是为了征讨突厥而来。所以小编以为,隋炀帝此次不顾劝阻执意北巡的目的:一是期望修复与突厥的既有关系,以解决北部的紧张局势;二是三征高丽失败后隋炀帝欲借以巩固和提升自己权威的一种有效方式。
雁门之围前 , 隋炀帝正沿长城北巡 , 闻始毕来袭, 车驾慌忙驰入雁门, 齐王暕以后军保于崞县。此前因暕触怒隋炀帝, 恩宠日衰, 已不复关预时政, 且还令虎贲郎将一人监视他 , 其左右也尽是老弱 , 当时雁门城中兵民共十五万口 , 守卫雁门的将士才万七千人。然, 隋炀帝在危急时刻可能在雁门城内征兵助守, 但即使如此力量的微弱也是可以想见的。隋炀帝身边军队尚且区区之数, 所以齐王暕率领的后军实力如何, 可想而知。吕思勉先生认为当时云定兴的军队可能隶属于齐王暕, 但其军仅能自保, 不能赴援。而当突厥突然来袭时, 一时上下惶怖, 撤民屋为守御之具, 显然他们没有料到突厥会偷袭, 如此慌乱和没有准备, 说明隋炀帝此次北巡没有讨伐突厥的意思, 亦可证“义成公主先遣使告变”一说不确。
雁门之围的整个经过, 袁刚先生已有述说。在突厥退兵这点上, 袁先生援引了吕思勉先生和《大唐创业起居注》的看法, 认为是始毕慑于隋各路援兵进逼的大势主动离去, 与后来的唐太宗君臣并无关系,更与义成公主的暗中相助无关。小编完全赞成此说, 但问题是突厥何以在连破三十九城的有利形势下, 唯独雁门和崞县屡攻不下最后退兵呢? 即使当时隋各路援兵进逼, 但在山河悬隔, 农民起义阻挠的情况下, 他们到达雁门尚需一定时日, 且长途跋涉后跟数十万突厥骑兵相遇也不见得就一定会占到优势。这个疑问表明突厥的退兵还应有其它重要因素,这应是雁门事变得以解决的另外十分重要的方面。
首先, 我们注意到突厥围困雁门使用的是骑兵,而隋炀帝防守雁门城使用的大部分应是步兵。关于骑兵和步兵的优劣, 何兹全先生曾有过精辟论述, 他认为:“骑兵在野战中是胜于步兵的, 但攻城时步兵终究胜于骑兵。在坚城之下, 骑兵只能望城兴叹。历代在北边修筑长城, 防御北方各游牧族骑兵的骚扰,是最足以说明问题的。”雁门之变中,“雁门四十一城, 突厥克其三十九, 唯雁门、崞不下。”[5我们注意到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 二月, 隋炀帝以户口逃亡, 盗贼繁多, 为集中管理“诏民悉城居, 田随近给”, 于是“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 据此小编揣测突厥所克三十九城中有很大部分应属于驿亭村坞之类的所谓“城池”。
仓促之间, 这类城池不可能组织起有规模的防御, 故很容易就被突厥骑兵攻克。但碰上有组织的防御时, 它的攻势就会遇阻, 雁门和崞县应是如此。苏威之子苏夔当时领雁门城东面防卫事, 用一夜时间造作了“弩楼车箱兽圈 ”，此法可阻挡骑兵的奔突。杨素当年与突厥大战时, 因隋骑兵较弱, 其将领惧怕突厥骑兵奔突, 就曾以戎车步骑相参, 设鹿角为方阵, 骑兵在其内。隋军也不是一味的防御, 有时甚至还发起反击。斛斯万善时为武贲郎将,“突厥始毕之围雁门也, 万善奋击之, 所向皆破。每贼至, 辄出当其锋, 或下马坐地, 引强弓射贼, 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 十许日竟退, 万善之力也。”张瑾也“以骁果出城击战, 一日九捷, 隋炀帝登城望之大悦, 赐物二千段, 拜右翊卫大将军。”
在隋炀帝下诏罢停辽东之役、慰劳和许诺重赏勋劳之下,“众皆踊跃, 昼夜拒战”, 将士们的奋击, 使突厥骑兵攻势受阻, 雁门城不至于很快陷落, 为援军的到来赢得了时间。可见, 隋军较突厥骑兵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只有让突厥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 尽量发挥自己步兵的优势, 才可能不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故当宇文述劝隋炀帝简精锐数千骑溃围而出时,苏威、樊子盖皆极力劝阻, 认为“城守则我有余力”,“不若坚城以挫其锐, 坐征四方兵使入援。”
其次, 事变中雁门城中隋兵民十五万, 粮食仅可支二旬, 那么我们不由不想到始毕率领围困雁门的数十万骑兵其粮馈是如何供应的。我们把视线稍向后推移一下, 当雁门之围解除, 隋炀帝南下后, 李渊和王仁恭被派往马邑戍守防御突厥。当时兵马五千余人, 王仁恭以兵少, 很是忧惧。李渊知其意, 因谓之曰:“突厥所长, 惟恃骑射。见利即前, 知难便走, 风驰电卷, 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 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 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 以羊马为军粮, 胜止求财, 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 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 皆反于是。与之角战, 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 习其所好, 彼知无利, 自然不来。”李渊的这段话一语中的, 切中了突厥骑兵的要害, 也可佐证它在攻城方面的劣势。
吕思勉先生对南北朝至隋唐的突厥兵进行述说后 , 也认为其贪婪好利 , 斗无行阵, 不能坚战, 目无法令的“散漫情形, 迄未尝改。此其所以地虽广, 兵虽多, 而终不竞于中国。”由此, 我们可以想见当始毕可汗率数十万突厥骑兵, 越过定襄、马邑两郡长途奔袭时, 随身携带的衣粮必定是有限的 。从上引材料也可知 ,“以羊马为军粮”、“无构垒馈粮之费”的突厥骑兵, 虽然可能在攻下三十九城后得到一定补充, 但这么多将士和马匹都要吃喝, 不是一个小问题, 后勤补给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将士攻城的效率。因而时间拖得久, 一旦后勤补给出现问题, 而又将面临腹背受敌时, 对突厥军队来说是很不利的。再加上突厥骑兵长于闪电式突袭,“斗无行阵, 不能坚战”的缺陷, 所以始毕虽拥有数十万众的骑兵 , 且攻雁门甚急 , 甚至“矢及御前”, 却始终未能攻破仅有数万人防守的雁门城。
再次, 我们应注意到雁门之围发生的季节。雁门被突厥骑兵包围的时间是八月癸酉(十三日) , 突厥从雁门撤兵的时间是九月甲辰(十五日) 。这段时间水草丰美 , 各种农作物成熟 , 是秋季中最好的时候, 为防止游牧民族利用草肥马壮的条件内犯, 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有防秋之设。故在这段时间内将隋炀帝围困在雁门, 数十万突厥骑兵还可能从攻陷的三十九城来获得补给, 但时间一长, 消耗也多, 往后很快进入冬季, 河水冰冻, 牧草枯萎, 严寒季节的来临,将不利于骑兵行动。
又如上所述, 突厥士兵“见利即前, 知难便走”,“胜止求财”, 攻下三十九城已经让他们得到了一些实惠, 虽然他们也想得到更多, 但无奈雁门防守严密, 久攻不下, 兵锋受挫, 马瘦兵疲, 而这时隋朝的各路援军也已逼近,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 使已得的财物损失, 突厥选择退兵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当突厥撤兵之后,“山谷皆空” 这不仅是突厥撤兵了, 也是他们将雁门周围的人、物全部掠走了。
大业十一年雁门事变是隋隋炀帝在经历了三征高丽失败, 杨玄感的叛乱后以及国内农民起义不断的情形下, 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关系问题上的再次失败。“始毕可汗举国之师, 敢围天子, 必以国家仓卒无援。”正是抱着这种心态, 始毕率数十万骑兵迅速将隋炀帝包围在雁门这座孤城之中, 但在隋朝将士的坚守防御下, 突厥骑兵长于野战的优势始终未能发挥出来。因不擅攻城, 最终在隋援军已逼近,季节将要变换,后勤补给不充分的情况下撤退。
雁门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勤王之师纷纷赶来,这一情形表明虽然当时隋内部的诸多矛盾有所表露, 但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隋炀帝的权威还在,他还拥有号令全国的权力。雁门之围也说明一旦形势发生变化“, 内地政权与突厥之间就会在新的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而这种平衡则往往是通过战争的途径来实现的。”此前和睦的隋突关系转向对抗,而隋隋炀帝还不改弦更张,挽救颓势。最后,狼烟四起,隋亡只是时间问题了。东突厥这时却借有利时机不断发展壮大,一时成为了东亚霸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