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毁灭与大恢复

1211年成吉思汗开启了对汉地征服，也开始了蒙金战争，金国遣完颜承裕在野狐岭与之决战，结果45万精锐尽没，蒙古从此得以深入长城。在围攻中都不克以后，成吉思汗派人分兵夺取了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密云﹑抚宁、集宁，东面直至平、滦；南迄清﹑沧；东北由临潢过辽河，西南至忻、代等地，同时还夺取了边疆的云内、东胜等州。等到蒙古军退后，“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中都粟米每石1万钱，士兵收入却只有十分之一。1212年成吉思汗又进攻西京大同，1213年再次进攻中都，又多次打败金军，横扫河北和山东，“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

蒙古人对于攻克地区凡有抵抗皆予以毁灭，只有工匠得存，如保定“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与城等”。卫州“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驱民出泊近甸，无唯类殄歼。”在河北山东遭遇重大破坏的情况下，金宣宗只得南迁汴京，1215年蒙军击败完颜承晖，中都沦陷。为和蒙古争夺河北，金国封武仙等9人为九公，但在蒙军强大攻势下，大部分豪强均投靠蒙古，如严实以所属彰德、大名等十三州30万户投降。1217年木华黎受命经略太行以南之地，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从单纯掠夺转为注重占领，开始征收赋税，减少屠杀行为，任用大量投降豪强就地防守，注重招降豪强武装，对于投降豪强如张柔、刘伯林、严实等一般保留原职，并利用其所率军队进攻金国，为长期占领作准备。1225年武仙叛归金朝，史天泽将其击败。1226年蒙古进攻山东，益都李全、张荣等军阀投降蒙古。窝阔台即位后，任用耶律楚材、刘敏、粘合重山、镇海等人，“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刘敏在改造行宫帷殿、城和林、建万安宫、设宫闱司局、立驿传，皆有劳绩。

1230年窝阔台分三路南下灭金，拖雷绕路到达中原，三峰山之战金军大败，窝阔台和拖雷北还，速不台继续围攻汴京，塔斯等扫荡河南郡县，随着金哀宗逃奔蔡州，洛阳、汴京等地也先后沦陷，不久后金国灭亡。在蒙古统治中原之初，他们仍想将华北变为牧地，对城市和农耕地区加以破坏性掠夺，窝阔台统治时期一个官员认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但蒙古人自身出于稳固统治和获取产品的需求，还是使得他们逐渐转变了做法，采取以蒙古官员监临，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分驻，利用当地精英统治的方法。成吉思汗虽然主持分封，但那仅限于草原，对于农耕地区他仍将其视为黄金家族的公产，由大汗任命的长官统领，长官管领。“既取中原，定四方，豪杰之来归者，或因其旧而命官，若行省、领省、大元帅、副元帅之属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诸王大臣总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县兵民赋税之事，外诸侯亦得自辟用，盖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地主武装领导欺负蒙古人不知道官职含义，随意索取，蒙古人也不以为意。这些人控制地方政权，随意征收赋税和招募士兵，父死子继，专制一方，积累金银粟帛子女，他们中间势力大的叫世侯，如真定史天泽、满城张柔、威宁刘黑马、东平严实、益都李璮、济南张荣等。在决定对华北采取何种统治政策的过程中，耶律楚材起了关键作用，他说服窝阔台“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因奏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灭金同年，窝阔台设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华北刑狱、财赋、和军事，当时各地官员多为不法，窝阔台听从耶律楚材的建议，决定“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还设立达鲁花赤监督。蒙古还设立了十路课税所，选择娴熟钱谷和吏治的儒生担任课税使，设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搜集经史，以儒士梁陟为长官。1237年，窝阔台又命术虎乃、刘中分试诸路儒士，中选者得著儒籍，并选充议事官，又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为衍圣公，这表明蒙古统治逐渐走上正轨。

为了完善税收制度，窝阔台“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主之”。于是1230年耶律楚材任命十路征收课税使征收赋税，最开始河北汉族每户2石粟，后增到4石。1231年窝阔台制定盐法，设立河间、山东、平阳、四川课税所四处，每盐一引，重四百斤，价银十两，又以州县长官为酒醋务坊场官，开办榷场，征收赋税。1232年，窝阔台又设漕运部门于燕京运输粮食。经过一系列恢复秩序的措施，“居无几何，民力大纾而廪储崇积”。1235年得到873781户，总计4754975人。1236年又多发现了110万户人。耶律楚材主政，规定地税“依仿唐租庸调之法，其地税量土地之宜。大朝开创之始，务从宽大”，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丁税方面，“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奴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由于当时没有确定土地户籍册，所以模仿金国赋税办法，“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虽然耶律楚材为规范赋税征收做了努力，但当时存在大量汉军世候和诸王分封地，他们各行其是，导致税制混乱，因而很多是具文，没有落实。蒙古对于华北统治特色在于其加入了大量分封制元素，将华北人民和土地分赐给黄金家族诸王，称为“投下”，这些人民和土地都是黄金家族公产，由大汗派人管理，隶属燕京行台。为了避免限制诸王隐瞒掠取和侵夺正常百姓，窝阔台决定凡是寄居在他郡的驱口﹑部曲，以及清理出来的漏籍人口，都应列为普通民户。1236年规定：投下州县各位下只设达鲁花赤，而由朝廷任命官吏，征收租税；投下民户，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封户之外，诸王贵戚不得擅招民户，五户丝之外，封主在原则上亦不得擅征兵赋于封户。这次大概分封了76万户给诸王，诸王为保证利益都派了官员在燕京行台任职，投下百姓对封主依附性极强，不可改变，诸王便极尽压榨，老百姓苦不堪言。

蒙哥即位后再次下令括户，并确定了诸王应得赋税，将许多临时随意征收的赋税固定下来。忽必烈在蒙哥时代就负责经营华北，组织民众屯田，清理不法官吏，结果“不二三年，河南大治”。他即位后，接受儒生建议，给予儒生优惠，推崇儒学，修复孔庙，蠲免儒生税赋，归还产业。不久又平定了李璮叛乱，加强了中央集权，采取儒臣建议采取汉法治理国家，设立中书省，行使宰相职权，又设置枢密院、御史台、劝农司等机构负责军政和恢复生产诸多事宜，停止世侯军民不分的存在，实行军政分离。忽必烈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等规则考核官吏，还鼓励老百姓和军队垦荒，编纂《农桑辑要》，他还鼓励官吏兴修水利，严厉禁止禁止蒙古王公和将领侵占民田，屡次下令蒙军将领不得扰民和剽掠百姓，对于投下百姓，他也尽量减轻其负担，限制封君权力，将投下百姓改为正常户籍，禁止封君招募其为兵。为减少百姓负担，他还鼓励军队屯田，1265年他命令阿术率蒙古军和汉军在孟州一带屯田，1270年命洪茶丘率高丽士兵屯田，这类屯田遍布四川、河南、山东等动乱地区。襄樊之战前，蒙古还命令在靠近襄阳的河南地界屯田，甚至漠北都有屯田，这就大大缓解了军粮问题，也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发展。二、新阶层的崛起

蒙古统治华北后，由于局势的发展，华北地区迅速崛起了一批强有力的集团，典型的就是蒙古贵族的投下，投下即蒙古贵族所属军民集团。投下有军队投下，负责征战；还有分封投下，分封投下又分为诸王兀鲁思、五户丝、私属投下。受封贵族在投下设达鲁花赤，封户每二户出丝一斤归朝廷，每五户出丝一斤纳封君。后来忽必烈对投下制度进行整顿，从原来投下贵族自行任用到需要报告朝廷批准。蒙古贵族还有较为快速的升迁通道，可以充当怯薛，在四等人中排名第一，还有诸多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军政机构正官总是由蒙古人担任，而且“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同一类型的犯罪，蒙古人总能获得较轻甚至没有刑罚，蒙古对汉人限制较多，对底层汉人马匹、武器等方面索取苛刻，对世侯等中上层较为宽松。在长时间统治中原之后，蒙古贵族逐渐由放牧转向经营土地，变身为贵族地主，他们大肆掳掠人口和土地，但他们主要是将土地作为牧场，到1265年，开始鼓励蒙古贵族地主利用土地农耕，“至元二年正月，以河南北荒地分给蒙古军耕种”。1266年5月，“浚西夏中兴、汉延、唐来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蒙古贵族阿术等在平定江南期间还大肆侵占土地，后来元武宗、元英宗等皇帝动辄赏赐臣子数千亩土地，蒙古贵族还接受投献土地、隐占人口土地，这还不算，他们还凭借政治特权强抢土地，“武清县北乡等处，有阿海万户下屯田军人，于至元二年倚赖形势，于上司元拨屯田地段四至外，强将诸人庄子及开耕作熟桑枣地侵夺讫二十余顷，俱是各家系税地数。”除了蒙古贵族地主外，汉族地主在政府和军队中也占据高位。他们的位置起源于蒙金战争中率先投靠蒙军的一批汉人地主豪强，他们被称为世侯，世侯要为蒙古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设置达鲁花赤、入觐等义务，当然他们在封地内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著名世侯有真定史氏、顺天张氏、东平严氏、益都李氏、西京刘氏、巩昌汪氏等。这些世侯曾通过招抚流民，保护士人，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传承了汉文化。董俊南下攻打汴京时，“他将利其子女是取，公曰：人降而夺之孥，仁者不为，众义不取。南征时，人多归公愿为奴，既全其家，归悉纵为民。”《济南公世德碑》则称赞张荣“常从征戎，以勇策勋，以仁止杀，遂至平定中原。”刘伯林“乙亥，同国王木华黎攻破燕京。戊寅，同攻下太原、平阳。部曲所获俘虏万计，悉纵之。”严实，“时兵由武关出襄、邓，以为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载金繒往赎之，且约束诸将，勿敢妄有杀掠。”张柔“遇他将俘囚将被戮者，亦曲为劝谕而活之。降人亲属散落他所，则百方购求，必得而后已，或求于我，未尝不与也。

世侯还努力印刷书籍，开班学校，广建孔庙，抢救图书，如张柔在汴京攻陷后，“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后来“他以金实录献诸朝，且请致仕，封安肃公。”南宋临安被攻陷后，董文炳“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集。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史天泽“以右丞相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逸事。”1236年窝阔台“画境”后，世侯开始受到压制，如严实“初，公之所统，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及是画境之制行，公之地于魏则别大名，又别为彰德，齐与鲁则复以德、究、济、单归于我。”李璮之乱被镇压后，元朝进一步压制世侯，通过合并州县和实行迁转法，史天泽还上奏“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结果史天泽家族“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实行军民分治，“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还将世侯随机调动，如张弘范原籍顺天却被迁转到大名，董文炳率史天泽家族两万户前往邓州。世侯消失后，汉族地主上层继续在政府和军队中高居官位，中小地主则为军户和站户，他们有大量驱口以便耕田，少的有百人，多的有数千人，势力仍然十分庞大。汉人地主中的寺观地主势力也十分庞大，如仁王寺，元朝时有水田42314顷15亩，旱田64219顷23亩，29处山林、湖泊渔场、竹场等，15处煤银铜铁，19061处栗，1个酒馆，61个渡口，1个水务，1个水坝，37059户人，其中17988户纳税服役，175间大殿，10个灵星门，2065间房子，268个牛具，133头牛。不止地主，商人在元代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色目商人，这些人被称为斡脱，他们和蒙古贵族勾结，以经营国际贸易和放贷为生，《黑鞑事略》载：“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这是何等暴利。斡脱商人还经营元朝交付的本钱，《元史·卢世荣传》记载“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斡脱钱影响十分恶劣，最招人痛恨，以至于元廷不得不屡次下诏免去欠债人还钱，“丙戌，诏凡负斡脱银者，入还皆以钞为则”，“乙丑，阿里愿自修船，同张存从征瓜哇军，往招古城、甘不察，诏授阿里三珠虎符，张存一珠虎符，仍蠲阿里父布伯所负斡脱钞三千锭”，“壬午，罢江南茶税，以其数三千锭添入江西榷茶都转运司岁额。诏贷斡脱钱而逃隐者罪之，仍以其钱赏首告者”，“命和林戍军借斡脱钱者，止偿其本”。

元代最广大的人群——农民也大大分化了，中上等农民大多被纳入军户和站户中，自耕农大多是贫困农民，除了自身差役外，还要负责军户站户的多余差役，他们被编制在社里，受到严密控制，“或不务本业，或出入不时，或服用非常，或饮食过份，或费用无节，或元贫暴富，或安下生人，或交结游惰”，都受到政府控制。经商或有事出远门，也必须要有保人和路引，否则会受到追究，“诸关厢店户，居停客旅，非所知识，必问其所奉官府文引，俱有可疑者，不得容止，违者罪之。”作为地主的佃户，命运就更悲惨，租额一般为收成的50%，但实际上地主并满足，还额外强迫佃户交纳别的产品或服劳役，他们认为“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府差发。”连元朝统治者都看不下去，多次下诏：“私租太重，以致小民重困”，要求“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还要求地主救助佃户，但地主往往趁机敲诈勒索，以致佃户倾其所有偿债都不够，一旦无法还债或交租，地主会动用私刑或送官。驱口是元代一个广泛存在的人群，来源十分广泛，大部是自卖为奴或者被掳掠为奴，一个中等官员家里就有数百人，主要用于服役和农工商等行业生产经营，男性种植畜牧，女性纺织纱布，驱口世代为奴，只有主家肯放为良人才能改变身份，但和正常户籍的民户仍有区别。驱口也经常全家逃亡，和驱口类似的有怯怜口，他们负责手工业和畜牧业，少的也有4000-5000户，多的有29000户。还有典身奴婢和雇身奴婢，在典雇自身期间，对主人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须用小心伏事，听候使令，不敢违慢，抗对无礼”；主人可以任意打骂，而被典雇者即使死了，也不许家属追究。匠户也是元代一个大的群体，蒙古攻略汉地期间大肆屠杀，只有工匠可以免死，因此许多人冒充工匠以求活命，蒙古人把手艺最好的工匠挑出来，安置在内地，派官员管理，后来统一登记为匠户，1279年，登记的匠户有11万，工坊70余所，每年生产钱币、丝织品、弓、箭、甲胄等物品，1284年元朝又将30万户匠人缩减为109000户，其余划为平民。工匠的户籍一旦确定，便要世代相传，婚丧嫁娶都要由政府控制，他们分为随朝工匠和外路工匠，几乎包揽了国家和贵族需要用的一切之物，政府拨给原料，规定工期和产品验收标准，工匠由官府按月支付口粮，一般匠人每户以四口为限本人给米3斗，盐半斤；15岁以上家属大口支米2斗5升，小口并驱奴大口支1斗5升，驱小口支7升5合。少于四人则按实数支取，但经常有克扣口粮的事情发生。外路工匠待遇则恶劣的多，他们大多是贫民出身，又多遭受官吏压榨，没有田产，全靠手艺谋生，因而十分狼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成本非常高，产品质量低下。三、宗教的壮大元代宗教政策宽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各自在华北广泛传播，最广泛的当属佛教，其中又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典型，历代蒙古统治者均崇奉此教。1244年阔端召见萨迦班智达和其侄八思巴来凉州，1247年谈妥了西藏归属蒙古的条件，从此西藏就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后来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和宣政院使，成为全国佛教最高领袖。禅宗也是华北地区广泛传播的一支，成吉思汗攻破宁远后，得到了中观和海云师徒，征西域时，他命师徒二人统领汉地佛教，后来海云还和忽必烈会面。另一支曹洞宗僧万松和耶律楚材师徒也很受窝阔台重视，尤其是耶律楚材在蒙古经营华北中负责建制理政，出力甚多。当然，佛教徒凭借崇高地位，“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至于强占国家林场、河泊，百姓田产子女，随意杀人盗墓等更是寻常。如1308年百姓告上都开元寺僧人强买百姓柴薪，官员开庭审理之时，居然被僧人强闯公堂，将官员囚禁，僧人却得到赦免，甚至还有僧人敢和贵族争道的。国库资财也因为举办大量佛事而耗费，如延佑四年中书省统计该年佛事活动，用面439500斤、油79000斤，酥21870斤、蜜27300斤，可见耗费巨大。

金朝后期王喆创建全真教，虽然在华北教派中创建最晚，但由于王喆作为创始人，一向都主张“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因而发展最快，影响力逐渐增加。金国为巩固统治，1187年金世宗召见了全真教首领王处一，由此全真教取得了合法地位。在金国、南宋和蒙古三方中，全真教领导人丘处机最终选择了蒙古，此举也促进了全真教的壮大。当时，蒙古入关后由于不熟悉农耕社会，对华北大地破坏严重，“国制：凡敌拒命，矢口一发，则杀无赦”。杀人在当时的华北成了寻常之事，战后金国无力管控地方，豪强并起，弱肉强食，“金贞佑至南渡，而元军北还。是时河朔为墟，荡然无统，强焉弱凌，众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遗民自相吞噬殆尽。”当时为了落实祖师思想，全真教在乱世中尽可能拯救老百姓，道士徐志根在“河朔岁饥，民争襁负趋河南，无所于归，师（徐志根）馆谷唯恐后，被掠者购而归之。明年秋成，或归或留，或愿人为道士，惟其欲。”

丘处机还不远万里到西域大雪山劝谏成吉思汗少行杀戮，建议免除华北三年赋税，解救众多灾民。“其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北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喋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涣死而得更生者，勿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可以称得上功德无量。于是北方各地一传十十传百，无不信奉全真教。全真教还命令道士种田收粮赈济灾民，还有广施医药，给饱经战乱的人们治病，做了许多功德无量的好事。蒙古人对宗教采取宽松政策，不限制宗教发展。回到北京后，丘处机以长春宫为总部，建立了平等、长春、灵宝、长生、明真、平安、消灾、万莲等8个分会，每会各有信众数百人。由于政权更迭，许多不愿出仕蒙古者多出家为道士，“时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 往往窜名道籍，公委曲招延......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通都大邑，道宫之琼楼玉宇，连甍接栋，相望于阛阓间。虽十家之邑，三户之聚，颐真进道之庐，无地无之。纶巾羽服，以道自名者，肩相摩，踵相接也。”“东尽海，西迈蜀，南逾江汉，北际大漠，莫不家奉人敬，从风而靡，自昔道化之行，未有如是翕然之盛也。”据士人元好问统计，大约华北有20%的人信奉全真教。全真教还在北京设立提举燕京玄学，在长春宫设有玄学讲经，为道士讲解理论知识，还聘请许多士人讲学，为儒学的复兴做了自己的贡献。当时华北除了全真教外，还有太一教，由卫州人萧抱珍创立。蒙古攻克卫州，掌教侥幸逃命，后修复总部万寿观，还和蒙古将领搭上关系，拯救了数万百姓。后来接受唆鲁禾帖尼和忽必烈母子召唤，得到封号，被推崇为有道之士。1252年，忽必烈还追封萧抱珍真人号，升太一万寿观为太一广福万寿宫，称为与全真教并称的北方门派。道教的兴盛局面很快就由于佛道辩论而遭到打击，儒生首先向道教发动攻击，在1251年掀起了北京孔庙和赡学土地争论，1254年道教在和伊斯兰教、基督教辩论中失败。1255年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佛道辩论，以双方争论《老子化胡经》开始，该书大意是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为佛，属于贬低佛教抬高道教的书籍。在蒙哥汗主持下，僧人福裕和道士李志常辩论，李志常唯唯诺诺，福裕又提出全真教侵占佛寺产业大概有500多处，李志常无法回应，只能答应退还侵地，烧毁《老子化胡经》印版。1258年，佛道爆发了多达700多人的辩论会，但由于忽必烈偏袒佛教，全真教处处退缩，最终辩论以道教失败告终，道教一方辩论手背削发为僧，忽必烈最终下令焚毁了同类型书籍，退还庙产。

但道教并不服气，对忽必烈命令拖延执行，全真教总部长春观和佛教寺庙奉福寺的争端最终引发第二次佛道大辩论。1280年奉福寺欲索回背全真教侵占的吉祥院被拒，全真教道士甘志泉将奉福寺和尚痛打一顿，并自行烧毁房间，唆使一名和尚自行承认是被后者唆使，长春宫道士王志真还状告奉福寺和尚造成长春宫房舍和3900石粮食损失到忽必烈那，忽必烈审理后对全真教严厉惩处：提点甘志泉、知宫王志真被处死，提点蔡志祥被割去耳鼻，另有六名道士被判流放边远地区，并将判决长春宫归还3900石粮食送给僧人，僧人还趁机告诉忽必烈之前下令焚毁伪经的命令被全真教徒拖延执行，忽必烈于是下令官员和北京僧人到长春宫一起举行辩论。此次辩论除了全真教外，还有真大道教主李德和与正一大道教主杜福春，以及来自新征服的南方地区的道教领袖——龙虎山天师张宗演，将辩论范围集中在了道藏上，由于忽必烈偏袒，道教徒不敢辩驳，于是再次失败。忽必烈下令除了《道德经》保留外，其余著作悉数焚毁，大致少了2500卷道教经典。虽然确实有很多是道教侵占的佛教寺庙改建为道观，但却有更多本来是道观却改为佛寺，经过这一打击，道教进入衰退期，直到元成宗时期才有所恢复。四、总结蒙古灭金带来的是大毁灭，为建立稳固统治蒙古人不得不放弃以往破坏性的做法，选择适应汉地的制度，但在征服汉地之前先行征服西域中亚，见过世面的蒙古人不像传统蛮族一样重用士人，选择了原本社会的边缘人——宗教人士作为上下沟通纽带。无论如何，当华北原有社会被蒙军暴力摧毁后，无数人民为保护生命财产安全，不得不托庇于寺庙中，后者因而拥有了巨量财富，村民自行建立的信众组织也是隶属于寺庙，看起来佛道组织比儒学机构更为人们所依赖。由于蒙古人对宗教人士的优待，和尚道士无论在大汗直属还是投下封地，都可以利用遍布各地的寺庙道观建立了广泛的网络，成为基层事务有力一环。比如水利组织，蒙古统治华北之后，通常是由佛道人士担任领导，他们代替了之前儒学官僚而担任地方精英角色，与蒙古统治者及地方官员积极互动，进行战后社会重建，担任相应官职。这一现状延续到1368年明朝建立才有了改变，洪武帝开始恢复宋代的士绅——平民社会，士人重新变为地方精英，垄断地方事务，和皇帝开展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