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革命外交政策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789年爆发革命至1791年10月1日立法会议成立；第二阶段为10月1日到1792年8月10日巴黎公社攻入杜伊勒宫；第三阶段即8月10日事件后。

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革命者以流血的代价攻占了巴士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无重大意义，却摧毁了宫廷的抵抗意志，让路易十六选择了退让。国王于15日亲临制宪议会宣布调离军队，16日召回了内克尔，17日来到巴黎接受象征大革命的三色徽。取得胜利的制宪议会在辩论中于8月通过了一系列影响颇为深远的法令，其中最为重要即是《八月法令》和8月26日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如果认为法国的革命外交根植于革命者的革命信念中，那么可以说，大革命期间法国外交政策中的革命性在1789年8月的一系列法令中业已确立。

8月4日至11日制宪议会通过的十九条法令被统称为“八月法令”，法令的开篇写到：“国民议会完全废除封建制度”，尽管这一表述与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距，因为封建制度仍有一部分得到保留，而法令由文本转为现实也尚需时日，但“八月法令”使得贵族在乡村的统治被推翻，法国的封建制度在法律层面上已然被废除。

而议会随后于8月26日通过的另一份更为著名的文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将人人（实际上仅指成年男性公民）自由而权利平等的原则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这些文件构成了法国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尽管这些法令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实践有待商榷，但从中抽象出的1789年原则却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新制度”的思想基础，这也正是革命法国外交政策中“革命性”的信念来源。

对于法国外交革命性影响重大的又一文件是1790年5月22日由制宪议会通过的《世界和平宣言法令》。该法令的颁布的背景是西班牙和英国围绕努特卡海湾爆发的冲突。西班牙在十八世纪是法国最为重要的同盟，“从巴黎合约到法国大革命，这期间法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核心乃是它与西班牙的联盟，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1756年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这一由路易十五时期的国务大臣舒瓦瑟尔竭力巩固的联盟在大革命期间遭遇了存续的危机。

1790年5月，西班牙因努特卡（Nootka）危机与英国爆发冲突，“西班牙海岸卫队曾试图逮捕在努特卡海湾活动的英国商人，其理由是整个美洲西海岸都是西班牙的”，而英国人拒绝承认西班牙的这一权利，在小皮特政府咄咄逼人的威胁下，西班牙援引与法国的同盟条约向它的姻亲波旁家族寻求帮助，而制宪会议彼时正为路易十六可能与外国势力勾结反革命而担忧，为了不让国王通过挑起战争的方式加强其地位或借此将外国军队带到法国从而对制宪议会产生威胁。

制宪会议趁着西班牙求援的机会通过了5月22日的法令，规定国王行使宣战和缔约的权力必须交由立法机构批准，从而防止国王将战争或冲突的既成事实强加给制宪会议。此后路易十六虽然继续掌握着管理外交事务的权力，但失去了缔结条约和宣战权力之后，其在外交上的作用已然大大削弱，更何况制宪议会紧接着在8月1日设立了外交委员会，进一步限制国王对外交事务的影响。

该法令的首要目标其实与革命外交无涉，其目的主要是事实上剥夺了路易十六的战争权，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的君主制，但“否定征服权”这一法令的副产品却与革命外交关系密切。按照这一法令的要求，“法兰西民族放弃进行任何旨在征服的战争，永不使用武力反对任何一个民族的自由”。

革命法国在1793年以前的多次领土吞并和疆域扩展基本上都是（至少在形式上）以当地议会机构决议宣布“并入”的方式实现的，如杜埃的梅兰（Merlinde Douai）于1790年11月代表制宪议会就阿尔萨斯问题向德意志王公作出的答复所言：

“阿尔萨斯之所以属于法国，并非因为1648年条约把这块领土交给了路易十六，而是因为阿尔萨斯人通过他们参加联盟节的特派代表表达了和自己的同胞团结一致的决心。”正是这一法令为革命法国之后领土扩张、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情感和法理上的支持。“八月法令”、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世界和平宣言法令》这三份奠定法国大革命基调的重要文件，就其文本而言基本同“外交”或“革命外交”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它们却塑造了革命者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认知。

“国民议会完全废除封建制度”这一宣告贯穿1789-1793年，它意味着法国乃至世界在革命者眼中被分成了“封建”和“反封建”、“反革命”和“（亲）革命”截然对立的两个部分，而其后发生的革命法国在革命政权面临内外双重困境时采取战争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来自国内外的反革命封建势力将颠覆革命政权作为首要目标；法国革命创造的理念和成果将获得国外的革命同情者和其他受压迫者的积极支持。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国的革命外交所展露的“输出革命”和对外部威胁的过度反应的特点，在大革命初期的这三份法令中即可窥见一二。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出逃瓦伦事件一向被认为是大革命期间影响最大的转折之一，当然也对法国革命外交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尽管当时的革命者无论如何也无法预见到历史的最终走向。路易十六的出逃过程颇为戏剧化，王室为出逃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消息多少被泄露了出去，巴黎关于国王即将出逃的传言日盛，马拉等人也不断向人们提出警告，为此，杜伊勒宫的守卫增加了一倍，拉法叶特当晚受巴依的派遣前往杜伊勒宫时依然认为守卫十分严密。

路易十六全家6月20日究竟是如何逃出戒备森严的杜伊勒宫的，至今不得而知，勒费弗尔在《法国革命史》中提及了圣普里斯特伯爵在其《回忆录》中较为猎奇的说法：是拉法叶特在杜伊勒宫留下了一道不加看守的门，以便费尔森随时去王后那里。

路易十六在留下一份控诉了1789年10月以来事件的声明后成功逃离了巴黎，然而国王的车驾在途中耽误了几个小时，导致原本被派来圣梅内乌德护送国王全家的卫队没能等到而提前撤退。1789年以来接连的骚动使得居民的警惕性极高，附近军队的调动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不安，被迫滞留在瓦伦的路易十六很快就被发现，当地邮局的局长德鲁埃认出了国王并于21日晚通知了巴黎的议会。

22日拉法叶特的21名从巴黎赶来的使者宣读了议会的命令，要求国王必须返回巴黎。6月25日，路易十六在愤怒的群众的簇拥下，返回了看守严密的杜伊勒宫。制宪议会对于国王出逃的反应出乎寻常地冷静，它宣布路易十六停止履行职务和否决权，“直到对他的命运和地位作出最后的决定”。

随后议会将行政官员召集起来，直接向大臣们发号施令，军队的控制权也得到了保证，并接着按原定日程继续召开会议就日常事务进行辩论。巴黎运转如常，似乎国王的出逃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一位贵族代表表示：“你绝对难以想象，此时的法国其实没有国王。”

制宪议会的冷静和来自全国的震怒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路易十六辩称他仅仅是到蒙梅迪以在安全距离之内展开谈判，但为更多人所相信的说法则是他准备逃出法国，在奥地利姻亲的帮助下带着外国军队摧毁革命重返巴黎。在大多数民众的眼中，国王已经背叛了革命，回到杜伊勒宫的路易十六“已不再是国王，而是人质”。路易十六出逃前留在杜伊勒宫中的声明确凿无疑的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声明中控诉巴黎囚禁自己，革命侵犯了神圣的财产权，以及“帝国四处的彻底无政府”，谴责革命者违背了陈情书中表达的愿望，新宪法下国王的权力太小以及雅各宾俱乐部四处伸展的权力触角。

民众和共和派以激进行动和请愿活动回应国王的背叛，在路易十六返回杜伊勒宫的路上，前来向国王问安的丹比埃尔伯爵被农民杀死，巴黎激起了一场攻击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风暴，王室的象征物都遭到了攻击和侮辱；共和派的科德利埃俱乐部宣称“我们已经自由，不再有国王”，他们向制宪议会呈上了请愿书要求罢免国王、宣布共和国的成立，或者至少在选举前对政体不做任何决定，三万群众护送了递交请愿书的专员。

6月21日和22日，马拉在《人民之友》（Amidupeople）上连续发表文章，号召“立即对专制制度的那些无人不晓的走卒采取行动”，“现在是看下部长们和他们的走狗、所有的坏官员和叛国军官、所有反革命的市镇官员、国民议会的所有叛徒的脑袋的时候了！”布里索、孔多塞也先后表示拥护共和制，外省的俱乐部也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这一立场。实际上，制宪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对于路易十六的背叛同样感到十分愤怒，但正是对于激进的民众和共和派的担忧使得制宪议会决定保护国王。

由巴纳夫、迪波尔和亚历山大·拉梅特组成的“三人集团”在这一时期控制着制宪议会，他们所代表的开明贵族的力量对激进的共和派和巴黎的“无套裤汉”保持着高度警惕，在他们看来，宣布法国实行共和制就意味着挑起内战，让民众在政治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于是在巴纳夫同宫廷秘密勾结后，制宪议会决定为国王掩盖背叛革命和法国的罪行，它无视了所有证据，宣称国王是被劫持的，而国王留下的控诉状则是居心叵测的谋士强迫不情愿的国王写下的，议会7月15日和16日的法令决定对“劫持者”依法提起诉讼，并宣布国王和王后无罪，“反对如此捏造事实的议员被压倒性的票数否决”。

聚焦瓦伦事件对于革命外交的塑造，其作用仍然是铺垫性质的。路易十六的出逃行为和他留在杜伊勒宫中的那份声明几乎确凿无疑地印证了弥漫在革命者中对反革命势力随时准备颠覆革命政权的担忧。制宪会议对国王“叛国”行径的掩盖只带来了表面上的缓和，瓦伦事件不仅令激进的革命者对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反扑的恐惧大大加深，也使得三人集团丧失了对大革命的影响力——新的主导者们面对外部威胁的反应并不如前者那般保守克制。法国外交政策的“革命性”在此之后加速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