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结束后，一则多地取消医院用药品种和数量限制的消息，迅速登上热搜榜单，引发广泛关注。

取消这一限制，对医疗机构和患者来说意义重大。医疗机构自此能够依据临床实际需求，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地配备国家医保谈判药品、集采中选药品，以及具有创新性的新药。这一举措，无疑会加快这些药品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速度，让更多患者从中受益。

不过，一项政策想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往往需要其他方面工作的协同配合与优化调整。要真正实现让医务人员能基于临床实际情况拥有更多决策权，满足患者多样化的用药需求，未来还有许多细致且关键的工作亟待推进。

目前，广东、上海、北京、四川、新疆等多个地区纷纷对医疗机构用药品种和数量限制予以“松绑”。回溯过往，各地设置医疗机构用药品种数量上限，是综合考量历史背景、管理需求以及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特性而做出的决策。其出发点在于控制医疗费用、规范医疗管理，优化医疗机构内部药品结构，提升药品使用效率。借助限制药品数量，医院得以集中资源，管理核心药品，保障药品质量与用药安全，减轻因药品品种繁杂带来的管理负担。

但随着医药改革不断深入，患者需求愈发多样，这一限制的弊端逐渐暴露，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历年动态调整中持续扩充，致使国家谈判药品面临进院困难、落地艰难的困境。其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推进，医疗机构本身有着强烈的控费内在动力，然而药品品数限制却可能阻碍医院依据临床需求灵活调整院内药品目录，对治疗效果和医疗服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罕见病患者的收治及相关用药方面，矛盾尤为突出。其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品种较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二级、三级医院药品品数相对较多，这使得患者难以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取所需药品。取消医疗机构用药品种数量限制，有助于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的有效衔接，助力分级诊疗制度的顺利实施。

这次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把临床用药的决策权更大程度地交还给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这是改革协同推进、政策优化升级的生动实践。改革的推进，将显著提升患者用药的可及性，有力强化医疗服务的质量。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诸多挑战也随之而来。

医院管理层面，需重新构建药品管理体系，以适应药品品种和数量的变化；医保控费方面，既要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又要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平衡难度加大；药品供应环节，要确保各类药品供应稳定，避免出现短缺或积压；合理用药监管上，如何有效监督，防止药品滥用，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难题，加强政策配套支撑，完善全方位监管机制迫在眉睫，以此保障改革平稳落地、行稳致远。

对医疗机构而言，取消药品品种和数量限制，绝不代表药房就能毫无节制地扩大规模。究竟哪些药品应当纳入采购范围，哪些可以排除在外，这需要借助药事管理委员会的专业研判，以及用药合理性评价体系的科学评估来确定。在药品选择过程中，应优先考虑那些临床治疗不可或缺、疗效确切显著且价格合理亲民的药品，以此保障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

对监管方而言，一项政策的变动，通常离不开其他配套政策的同步优化。以确保集采药品用量为例，医疗机构在执行过程中普遍承受着不小的管理压力，这使得依据临床实际需求合理配置药品的优先级大打折扣。鉴于此，与之相关政策的调整与优化刻不容缓，亟待及时跟进，从而有效缓解医疗机构压力，保障药品配置工作科学、合理开展。

对药品供应保障而言，在取消医疗机构用药品种和数量限制这一举措落地后，除了持续健全短缺药品监测与预警机制，全力保障临床急需药品的稳定供应外，还需投入更多资源用于药品目录的动态调整以及药事管理工作。然而，这一系列工作的推进极有可能导致运营成本增加。所以，与之相适配的补偿机制亟待完善，以此来保障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为医疗机构的平稳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对医生而言，摆脱药品品种和数量的限制后，医疗机构拥有了更为灵活的空间去调整治疗方案，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但随之而来的是，医务人员可能需投入更多精力去解答患者关于 “点药” 的诸多疑问。要想构建医患携手共同对抗疾病的稳固防线，就必须在药师队伍建设以及医学科普等方面加大力度、深耕细作。通过壮大专业药师队伍，提升药学服务水平，同时强化医学科普工作，提高患者对疾病与用药的认知，从而更好地应对这一变化，促进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作。

回应民生所需，深化医药改革的进程，如疾行的马蹄般稳健有力，改革目标的达成绝非凭借单一举措就能瞬间实现，更不会一蹴而就。取消医疗机构在用药品种和数量方面的限制，这一举措极大地振奋人心，同时也为后续改革“出招”明确了方向。保障临床诊疗过程中的用药需求，确保药品能够公平地惠及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让药品可及性得以实现，这理应成为整个改革过程的根本落脚点与核心追求。

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