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鱼尾

近来，有部分学者称呼中国是“文明型国家”，或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确实，此话有一番道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确显得与众不同。与后来形成的，且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民族国家”形态不一样，中国从古至今就是以“文明型国家”的形态屹立于世。

我所认为的“文明型国家”，是指由一个延绵时间久远的古老文明集合体形成的超大型国家。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古典帝国”时期，这一时代，亚欧大陆上出现了三个著名的“文明型国家”，分别是中华帝国、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

人类早期，亚欧大陆各区域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城邦和部落。这些城邦部落可能有着不同的信仰图腾，不同的族群家族，不同的祖先源流以及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他们互相之间经过一轮又一轮攻伐、征战、兼并后，均逐步形成了一个个区域性的文明，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小亚细亚半岛的赫梯文明、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其周边区域的古希腊文明、波斯湾北岸的埃兰文明、黄淮海地区的华夏文明、江淮地区的古苗蛮文明等等。

西周初年形势图

这些区域性文明各自都曾辉煌一时。经过不断整合，在公元前11世纪，亚欧大陆东方开始形成以黄河、长江流域中下游为核心的大文明区——华夏帝国（周王朝）。在公元前6世纪，亚欧大陆中间形成了以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大文明区——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而在亚欧大陆西端，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一个以亚平宁半岛罗马城为核心的小文明区，逐步发展为以地中海为核心的大文明区——罗马（王政罗马、共和罗马、帝制罗马）。

华夏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之所以被称为“文明型国家”，在于这三大帝国疆域广阔，境内生活着众多的人口和族群，且有着领先于当世的经济个行政制度，并形成了为后世所仰慕和传承的思想文化。拿华夏帝国来说，青藏高原以东、内蒙古高原以南、南岭以北的黄河长江流域有着近3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生活着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族群，并在周王朝时期形成了分封制、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井田制等政经体制以及灿烂的青铜文化和诸子百家文化。同理，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有和华夏帝国相似的特征。

说完“文明型国家”，我们再来看看“民族国家”有何特点？所谓“民族国家”，即由单一民族形成，并聚集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所组成的国家实体。世界上最典型的民族国家就是欧洲各国。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在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崩溃后，来自东欧和北欧的各蛮族（东哥特人、西哥特人、阿兰·汪达尔人）纷纷进入原西罗马帝国境内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东哥特人在亚平宁半岛和莱茵地区建立了东哥特王国，西哥特人在高卢地区和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西哥特王国，阿兰·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了阿兰·汪达尔王国，而苏维汇人也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形成了苏维汇王国，同时凯尔特人也占据整个不列颠岛形成了众多凯尔特人国家。就这样，一个疆域广阔、包括众多族群的西罗马帝国，裂解成了一个个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

通过中西各自历史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周以后，依然延续华夏文明发展，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如今，虽几经波折，但终于还是一以贯之地传承下来华夏文明的火种，并不断融合周边匈奴、鲜卑、羌、氐、羯、突厥、契丹、回鹘、女真、蒙古、满洲、藏族、畏吾儿等部族，形成了今日以汉、蒙、满、藏、回、维吾尔、壮等56个民族为成员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相反，欧洲则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及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日耳曼诸民族的入侵下，逐步形成了法兰克、德意志、意大利等封建王国。在此后与来自北非的摩尔人、来自北欧的维京人、来自东欧的马扎尔人斯拉夫人等民族的拉锯下，又逐渐形成了英格兰、苏格兰、卡斯蒂利亚（西班牙）、波西米亚（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单一民族国家。

从以上梳理的中西两段历史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国自周秦以后，就不断融合周边小文明，形成了一个包容性极强的中华大文明，并以这个中华大文明的姿态形成了今日中国。而欧洲在各民族分而治之的状态下，本来存在的统一大文明状态不断遭到削弱，并在岁月的洗礼下，经过不断分裂重组，在各自区域内形成了不同的单一民族国家。由此，我们可以在对比中国“文明型国家”和西方“民族国家”的优劣过程中得出第一个结论：“文明型国家”天生具有统一性强、凝聚度高、包容度高的特征，而“民族国家”则天生具有分裂性强、内部自由度高、对外排他性高等特征。

中华文明与中国、西方文明与欧洲各国关系图示

说完了两者的总体特征比较，我们再进一步深入对比二者优劣。对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来说，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概念，与中华文明这样一个文明概念，基本上是重合与等价的。中国的范围基本覆盖了中华文明的范围（朝韩、日本、越南等中华文明边缘地带除外）。而欧洲各国作为一个个政治实体概念，远不及所谓的西方文明概念所包含的范围大。因此，从这一不同之处出发，我们可以说，“文明型国家”可以统筹调配更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去应对各种自然或社会问题。但是，天生具有分裂和自由倾向的“民族国家”则无法集中大规模社会资源和国家力量去统筹解决社会问题。能最明显体现这一点的例子，便是中国与西方各国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名为“华夷之辩”，其简明扼要阐释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动态关系。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这句话就是说，一个来自夷狄的人在华夏呆久了就会变成华夏人的一员，相反，一个来自华夏的人身处夷狄之间久了也会变成夷狄的一员。此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中国从古至今便不以民族来区分彼此，而是以文明来区分彼此。认同我的文明，即使本来不是我的一员，我也能接纳你为我的一份子。不认同我的文明，即使你本来是我的一员，我也不认可你是我的一份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蛮楚国和白狄中山国由蛮夷到华夏身份转变的历史事实以及夏朝后代流落北方成为匈奴的历史演说。种种理论和事实无不说明，中国实乃“文明型国家”，而西方各国是“民族国家”。

华夷之辩

此外，关于“文明型国家”和“民族国家”的优劣比较，还有一些经济与文化范畴的内容。“文明型国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文化的融合与传承、经济的交流与往来。而“民族国家”由于彼此间语言文字的隔阂和经济活动的封闭，不利于更广阔范围内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导致一系列摩擦与矛盾的升级。例如，中国五千年历史尽管各族群间征战杀伐不断，但终能凝聚统一成一个庞大且相对完整的中华文明。但西方各国却在几百年的冲突与战争后，迎来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冲突最为剧烈的两场世界大战。直到二战后，欧洲各国才逐步尝试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组建欧盟。然而欧盟的组建却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当今金融危机、贫富差距导致的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欧盟的联合遭遇了重大挫折。反观中国，在中华文明的凝聚之下，上下一盘棋，一步一脚印，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正稳步推进。

经过上述几个方面的比较，不用多言，各位自然明白“文明型国家”与“民族国家”之优劣。然而，“民族国家”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在各民族之间不断的激烈竞争之下，“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创新思潮可以很容易得到激发，活力更能得到充分体现。近代科学革命爆发于西欧正是说明了这点。而“文明型国家”由于要着眼于维护内部结构的稳定性，故而在刺激创新、激发活力等方面稍显不足。但“文明型国家”由于要通过各种手段来降低自身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效率，因此其往往更重视技术的应用。所以，我们也能发现，近几十年来，中国在5G、高铁等新技术领域都比西方各民族国家走的更快、更远、更稳。

充满活力的社会创新

作为唯一传承至今的“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发展自然引来世人更多的关注。中国与西方之争，不仅是国家实力之间的竞争，更是“文明型国家”与“民族国家”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竞争。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大可以预测一下两种文明形态的发展前景。

作为包容度更高、凝聚度更强的“文明型国家”，其发展上限自然更高。在以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主导的当下，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显然更具优势。为何这么说？因为这些产业均属于技术、资金和智力密集型，需要国家和社会凝聚更大力量，投入更多资源才能收到产出和回报。而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和资源，正是“文明型国家”的优势。“民族国家”由于力量的分散，在这一轮高技术、大资金、高智力的竞争中，或许会落到下风。

同时，当今西方各民族国家因其不断发展的排他性特征，其彼此之间和内部的摩擦矛盾也愈来愈大。各民族国家之间在危机面前为了利益最大化彼此防备（疫情期间抢口罩事件），各民族国家内部各群体之间为了利益最大化彼此争斗掣肘（法国“黄马甲”运动、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冲突）。这些因素极大消耗了本应投放在经济科技发展上的社会资源和力量，让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因此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发展前景因其自身的种种局限性而堪忧。

法国“黄马甲”运动

相反，“文明型国家”只要在国家主导下，吸收“民族国家”释放社会活力、鼓励创新思潮等优势，并发挥好自身原有优点，就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曾经，古典时代是“文明型国家”的辉煌时刻。尔后，因种种原因导致罗马、波斯两大“文明型国家”崩溃，只剩中国这支“文明型国家”的独苗。如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明型国家”必将再度迎来其辉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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