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在同蒋介石暗中较量的过程中逐渐感到越怕与蒋介石正面冲突，蒋夺权势头越强，越有恃无恐。
只有在蒋还未完全形成一家独大的时候，利用国民党要人对蒋介石专权的不满，公开地打击蒋介石，才有可能遏制住蒋介石专权的势头。
众所周知，最早正式向广州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迁都武汉的是蒋介石。那么，蒋介石为什么在前方战事吃紧的情况下，还把心思集中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问题，且再三电催政府委员来鄂主持一切工作呢？
蒋介石要求迁都武汉，是为了革命发展需要？还是另有它图？
目前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观点，认为蒋介石要求迁都武汉的原因有三：
一是便于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蒋自率军北伐后，一直担心北伐前篡夺的国民党大权是否牢靠，故征程中时时担忧，距广州愈远，忧虑愈甚。这种心境蒋在其日记中袒露出来。日记中写道：武昌距离愈近，“而忧患与之俱深，个中心事，其谁知之。”
蒋恨共产党，恨鲍罗廷，恨他们不让自己稳稳地独揽大权。蒋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前后方隐忧亟增，肘腋生患，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
蒋又叹曰：“鲍等限制革命军发展，防范本党北伐成功之心，到底不懈，悲夫。中师倏忽逝世，何使吾辈后死者艰棘至此耶。”
很显然，蒋介石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就是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跟着自己走，以便控制。二是遏制唐生智权势膨胀。蒋恐唐生智得志于武汉之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局面。
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可以制约唐之权力。三是阻止汪精卫销假回国。在蒋看来，迎汪回国复职，就无异于是直接反对他。
蒋认为如果自己坐镇中央，就没有人敢公开地竭力地要求汪 精卫回国、主持中央工作，而与他作对。
这是蒋从“三二0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得出的经验。对于迁都问题，起初，鲍罗廷不赞成迁都武汉。因为建议出自蒋介石。
因此，尽管蒋介石不断致电催促，并反复强调迁都之重要性，鲍罗廷不为其所动。鲍罗廷要削弱蒋介石，就必须抓住蒋的软肋。
鲍曾对张国焘说：蒋氏一直要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掌握之中，而汪精卫是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
在鲍罗廷看来，蒋介石此时最怕汪精卫回国主持中央工作。据此，鲍罗廷的主要精力就是尽快让汪精卫回来重新执政，以扭转“三二○事件”所导致的对革命不利的局面。
此时的鲍罗廷在国共两党间的作用仍举足轻重，即使有“三二○事件”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打击，但共产国际代表特别是鲍罗廷在广东政府中的地位仍未被撼动。
对此，李宗仁曾回忆说：“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大有一识荆州，便足骄人之慨。”
鲍罗廷的反对态度直接影响着广东政府的行动，此时的广东政府正忙于让汪精卫销假回国事宜。对此，共产国际远东局使团有过这样的表述：“对于广东来说，整个政策的主要的和最近的任务是让汪精卫回来重新执政，……他是公认的左派领袖。”
然而，鲍罗廷又很快转变了态度，并于11月16日，偕同国民政府外交、司法、交通、财政四部长陈友仁、徐谦、孙科、宋子文等人，以迁都调查委员的身份离粤北上。
随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并决定分批出发。显然，国民党中央是受鲍态度转变之影响。中共中央批评鲍的行为是“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须迁移的大议论。”
鲍罗廷为什么突然转变了态度呢？有两个因素：一是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首席顾问铁罗尼的影响。10月30日，铁罗尼致电鲍罗廷，主张迁都武汉。电曰：“国民革命军到达武汉地区之后，人民在政治观念上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这件事，我们实在责无旁贷。武汉没有一个中央政治机关，虽然在长沙时我们就主张成立此一机构，但迄无消息。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对政治事宜，不能有所作为。”
铁罗尼的电报肯定对鲍产生了积极影响。紧接着，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皆认为，革命地区迅速向北扩展，“领导机关迁徙到华中是必要的，不然政府就有可能变成对革命进程不发生重大影响的广东省机关，从各方面看来新的中心自然是解放了的武汉。”
二是牵制蒋介石。如前所述，鲍罗廷主张打击蒋介石，目的是防止蒋独裁和右转，但不想与蒋决裂，造成蒋的势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还想拉住蒋介石向左转。
鲍罗廷认为，蒋介石能否向左转，主要取决于蒋周围的人。他说：“许多事情不仅仅取决于蒋介石，或者与其说取决于蒋介石，不如说取决于他周围的人，他周围的这些人是否允许蒋介石向左转呢？”
据此，鲍罗廷考虑再三后，最终决定将广州政府迁到武汉，离蒋介石近些，便于牵制蒋介石。，鲍罗廷等第一批先行者抵达南昌，随即与蒋介石在牯岭举行谈话会，“对迁鄂问题皆认为甚重要，必须从速准备。”
鲍罗廷等人抵达武汉。但是，由于这时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未到，且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于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于是，在鲍罗廷的提议下，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以下简称临时联席会议）。
其成员有鲍罗廷、陈友仁、徐谦、孙科、宋子文、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于树德、詹大悲、王法勤、董必武、柏文蔚、蒋作宾等。
会议推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仍为总顾问。并决定“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
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二次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地点均在武昌”。这就在事实上宣布了武汉政府的正式成立。至此，国民政府迁都问题已经解决。
按理说，蒋介石如愿以偿，应专心前方事宜。但是，蒋介石出尔反尔，又挑起事端。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推翻了自己原先迁都武汉的主张，提出国民政府应迁至南昌。
蒋介石为什么转而反对迁都武汉?这是因为：其一、蒋介石要摆脱武汉政府的节制。鲍罗廷一行到武汉后，鲍就提议成立临时联席会议，代行中央职权。
目的是先发制人，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蒋介石处于被领导地位，以便抑制其独裁。用鲍罗廷的话讲：“俾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个人所操纵。”因为蒋介石“一直要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掌握之中。”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联席会议”，用来遏制蒋介石的权力。加之共产党人到武汉后，即刻组织工农，武汉的工农运动很快发动起来了，逐渐形成了革命的中心。对此蒋介石已有觉察，认为武汉政府已为鲍罗廷和共产党所操纵。
陈公博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蒋介石惧怕共产党，才极力反对迁都武汉。
其二、蒋介石认为两湖地区已是唐生智的地盘，不容他染指。其三、蒋介石在南昌已经形成了蒋氏中心。
南昌地处偏僻，地主官僚势力较强，“江西地区处在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控制之下，南昌已成为右派的巢穴。”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群众基础较弱，便于蒋介石控制。
很显然，蒋介石是要把国民政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便任意摆布。蒋的企图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连孙中山长子孙科也忿忿地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示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
蒋的要求遭到武汉方面的拒绝。鲍罗廷决定迁都武汉，距蒋介石近些，目的是便于牵制蒋介石。蒋介石又转而主张迁都南昌，目的则是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鲍罗廷当然不答应。
鲍罗廷就迁都问题指导武汉方面与蒋展开了坚决斗争。武汉方面为了迫使蒋介石接受迁都武汉的决定，邀请蒋到武汉，当面给蒋压力。蒋介石也想借此游说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及部长，以实现其迁都南昌的计划，于1月12日到达武汉。
蒋一到武汉就感到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当天，国民政府组织了30万群众名为欢迎蒋介石、实际上是对蒋施加压力的大会，群众在会上严词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无言以对。
鲍罗廷在会上作了演讲，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最后，鲍罗庭对蒋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晚上，鲍罗廷又在欢迎宴会上，警告蒋介石说：“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在这之后，鲍罗廷与蒋介石就政府地点问题及党政方针问题进行会谈，蒋介石继续坚持己见。会谈后，鲍罗廷集中武汉各方面人的意见，写成一封信，当面交与蒋，坚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从速迁到武汉去。
15日，武汉临时联席会召开第13次会议，会上鲍罗廷坚持迁都武汉，并强调指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
当初我们所以要设立联席会议，并且以联席会议为最高机关，因为原有的最高机关在移动中，不能实施它的权力。为应付时局起见，不能不有临时联席会议之设立。”
蒋介石来武汉未达到游说之目的，遂于20日离开武汉返回南昌。
蒋介石回南昌后，虽不肯就此罢休，并于1月21日、22日以中央的名义再次致电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要求武汉方面即日将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但已清楚，迁都武汉已无法改变，于是拖了数日后，于2月8日在南昌临时政治会议上作出决议：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21日，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扩大会议，宣布：结束临时联席会议，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开始在武汉办公。
至此“迁都之争”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结束。正如斯大林所言：“1927年2月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成立新中央，这一企图在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一致反对之下遭到了破产。”
鲍罗廷力主迁都武汉，是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的。鲍罗廷就迁都之争问题曾连续致电联苏共中央请示。
斯大林于1927年1月13日复电鲍罗廷，指出：“您的建议是有益的，即赴南昌说服蒋介石，要他相信他的建议不恰当。您应该同能够影响蒋介石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一起去。
在您到达南昌前先告诉蒋，说汪精卫不去，这可以减轻他对武汉的担心。作为妥协，可以同意总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和中央则驻在武汉。
主要可提出如下理由：
“撤离武汉会导致帝国主义和北方军的进攻，因为他们会把撤离武汉看作是广州软弱的表现。我们理解形势的复杂性和您所面临的困难。但是我们认为，您有哪怕是暂时退出领导岗位的情绪也是危险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您的领导。我们将通过邵力子直接向蒋介石转达我们的意见，即武汉应成为首都。”
2月17日，斯大林又复电称：“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
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
通过迁都之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挟持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的计谋，武汉政府得到了初步稳定，革命形势在武汉进一步高涨，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关于迁都之争的意义，鲍罗廷曾经说道：“假如政府成员留在南昌，那么笼罩着南昌的反动气氛就会迅速影响那些不坚定的、动摇的‘左派’，也许就根本不会有革命的武汉时期了。
尽管群众负担沉重，尽管发生了悲惨的事件，武汉时期在对中国人民各界人士进行革命教育方面仍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这场斗争中，限制和约束蒋介石权力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因为助长蒋走军事独裁道路的实际兵权没有被削弱。“迁都之争”结束以后，蒋介石更迅速地走上军事独裁和右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