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上海，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踏入英租界巡捕房。她的出现，掀开了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这位名叫贺治华的女子，曾是革命队伍中的女特工，更是中共妇女委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为革命奋斗的女性，却在一念之差后选择了背叛。当她带着共产党内部情报和党员名单前来投诚时，谁能想到这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与背叛的较量。为何一个革命者会沦为叛徒？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故事？而当陈赓将军得知此事后，为何会斩钉截铁地说出＂她就是叛徒＂这句话？这一切，都要从贺治华的早年经历说起。
一、从革命者到叛徒的蜕变
1904年，贺治华出生于四川开江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贺炳炎是当地著名的教育家，曾创办过多所学校。在父亲的影响下，贺治华从小就接受了新式教育。1920年，年仅16岁的贺治华考入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2年春，贺治华从成都女子师范毕业后，回到开江县任教于东街水神庙女子中学。作为一名留学归来的女教师，她在当地颇受瞩目。贺治华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更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籍，讨论时事政治。
1923年的一个深秋，眉州军阀政府举办了一场大型集会。会上，贺治华作为女界代表登台演讲。她慷慨陈词，抨击军阀统治，呼吁民主革命。这次演讲引起轰动，在场的军政长官邓锡侯也为之动容。
1924年初，贺治华辞去教职，前往上海。彼时的上海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在上海，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通过党组织的介绍，她结识了时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朱德。
1925年夏天，贺治华与朱德一同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期间，她表现积极，学习刻苦，很快就掌握了俄语，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同年冬天，她与朱德在莫斯科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26年春，朱德奉调回国。临行前，他将已怀孕的贺治华托付给党组织，让她继续在莫斯科深造。这一别，竟成了两人最后的诀别。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贺治华遇到了同样留学的何家兴。两人因为都来自四川，又都在党支部工作，渐渐走得很近。
1927年4月，已经生下女儿的贺治华，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她将年幼的女儿朱敏交给妹妹贺敬挥带回国内抚养，自己则与何家兴一起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这一决定，不仅暗示着她与朱德婚姻的破裂，也预示着她思想上的转变。
到了1927年底，贺治华与何家兴双双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党组织考虑到两人的学历背景和工作能力，安排他们回国后直接进入党中央工作。贺治华被任命为中共妇女委员，何家兴则成为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罗亦农的秘书。
二、革命理想的动摇时期
1928年初，贺治华与何家兴回到上海后，党组织为他们安排了一处位于法租界的房产。这座三层洋房不仅是二人的住所，同时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联络点。房子的一楼是贺治华夫妇的起居室，二楼则用作秘密会议场所。
作为中共妇女委员，贺治华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各地的妇女组织，传达党的指示。但她的工作方式却与地下工作的要求大相径庭。每周至少三次，她都会出现在上海滩最著名的和记茶园。在那里，她不仅与各地的女界代表会面，更经常出入舞厅、电影院等娱乐场所。
同年3月的一天，一位老同志向组织汇报，发现贺治华在法租界大世界游乐场与一名可疑人物接触。组织随即派人暗中观察，发现这名可疑人物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这一发现引起了组织的高度警惕。
4月中旬，何家兴作为罗亦农的秘书，开始出现工作懈怠的情况。多次出现迟到、早退，甚至无故缺席重要会议的现象。罗亦农曾多次找他谈话，但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在一次谈话中，何家兴公然顶撞罗亦农，声称自己的工作方式无需改变。
5月初，贺治华与何家兴的生活开销引起了组织的注意。据统计，他们每月的开销远超过组织发放的20大洋工资。二人不仅经常出入高档饭店，贺治华还添置了多套昂贵的旗袍和首饰。这些奢侈品的来源成为一个疑问。
6月的一个晚上，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巡视时发现，一名英租界的探长曾在深夜造访贺治华的住所。这名探长在上海滩以专门收买情报著称。这一发现立即被报告给了中央。
随后的调查显示，贺治华已经开始在上海滩的社交圈中广泛活动。她不仅与国民党高官的夫人们来往密切，更与多个外国使领馆的人员有联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地下工作纪律。
7月中旬，一份来自党内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贺治华近期频繁出入英租界的一家银行。更令人担忧的是，她与何家兴之间经常发生激烈争吵，邻居多次听到争吵声从他们的房间传出。
8月初，罗亦农收到密报，指出何家兴在整理机要文件时有异常行为。他经常将文件带回家中，且有复制文件的嫌疑。罗亦农立即下令加强对二人的监视，并准备对重要文件进行紧急转移。
就在组织准备采取行动之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局势更加紧张。贺治华的一个交际圈中的朋友透露，她正在打探购买海外护照的渠道，并询问了前往香港的轮船航班信息。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组织的警觉。
三、金钱与权力的诱惑
1928年8月下旬，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一名姓史密斯的探长开始频繁在贺治华居住的法租界附近出现。这位探长以收买情报闻名上海滩，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根据地下党员的观察记录，史密斯曾在一周内三次与贺治华在和记茶园会面。
9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党内情报人员在英租界南京路的一家西餐厅内，发现贺治华正与两名外国人进行密谈。通过观察，其中一人被确认为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官员，另一人则是国民党调查局的高级联络员。
就在同一时期，何家兴开始整理一份详细的党内档案。这份档案包含了大量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信息，涉及人员分布、联络方式和秘密据点等内容。他以整理文件为由，将这些档案带出办公室，在家中秘密复制。
9月15日，贺治华突然向组织请假，声称要回四川老家探亲。这个请求立即引起了组织的警觉。调查显示，她已在英商银行开设了一个秘密账户，并在前一天存入了一笔数额可观的存款。
9月20日，一份来自香港的密电震惊了党中央。电报显示，有人以高价出售一份关于中共组织的详细情报。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份情报中包含了大量只有核心成员才能接触到的机密信息。
9月25日，贺治华再次出现在英租界巡捕房附近。这一次，她携带着一个鼓鼓的皮包，在巡捕房待了整整两个小时。当天下午，英租界巡捕房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频繁有人员走动。
9月30日，一个重要线索浮出水面。一名在英租界银行工作的地下党员发现，贺治华的账户上突然出现了五万美金的大额存款。这笔钱的来源引起了组织的高度关注。同一天，何家兴也向罗亦农递交了一份辞呈，声称要离开上海去南方发展。
10月初，组织获悉英租界当局已经为两个中国人签发了前往香港的特别通行证。这两张通行证的申请人正是贺治华和何家兴。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计划在一周后离开上海。
10月5日，一份来自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密电被党内情报人员截获。电文中提到：＂叛徒提供的名单已核实，可以行动。首要目标：罗亦农。＂这份电报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贺治华夫妇已经背叛了革命。
就在组织准备采取行动之际，贺治华和何家兴突然消失在上海的街头。他们留下的住所中，所有值钱的物品都被带走，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日用品。桌上还放着一封写给组织的信，信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永别了，上海。＂
四、叛徒的结局
1928年10月7日，贺治华和何家兴乘坐英商怡和轮船公司的＂胜利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就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一则惊人消息：中共地下党重要成员叛变投诚。虽然报道中没有提及具体姓名，但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上海滩。
10月10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了一篇特写，详细报道了两名共产党要员在香港英国驻港总督府举行的投诚仪式。文章中提到，这对夫妇为英方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获得了巨额奖励和特别保护。
10月15日，根据香港地下党组织传回的消息，贺治华夫妇入住了九龙半岛的半岛酒店。他们在酒店中过着奢靡的生活，每天都有英国特工人员负责保护。此时的贺治华，已经完全抛弃了昔日的革命者形象，整日出入高级场所。
11月初，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贺治华夫妇平静的叛徒生活。何家兴在一次赌博中输掉了大笔金钱，并与人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引起了香港警方的注意。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何家兴在香港期间，已经输掉了将近两万美金。
11月20日，何家兴在一次醉酒后，与贺治华发生激烈争吵。邻居听到争吵声后报警，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何家兴已经离开了酒店。三天后，何家兴的尸体在维多利亚港被发现，死因是溺水，但身上有明显的外伤痕迹。
失去丈夫后的贺治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悲伤。相反，她很快就与一名英国商人公开来往。这名商人是英国驻港总督府的常客，与情报部门有着密切联系。贺治华通过他，继续向英方提供她所知道的中共组织情报。
1929年2月，贺治华突然接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中提到她遗留在上海的一些物品已被整理好，希望她回上海处理。3月1日，贺治华独自乘船返回上海。然而，当船只驶入黄浦江时，她就被早已埋伏的特工逮捕。
经过审讯，贺治华交代了她叛变的全过程。从1928年初开始，她就已经与英租界巡捕房建立了联系。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陆续向敌人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导致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她还承认，何家兴的死与英方特工有关，因为他在香港期间表现出不稳定的倾向。
1929年4月15日，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对贺治华执行死刑。这位曾经的革命者，在临刑前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她交代了所有叛变细节，包括她是如何一步步被金钱和奢靡生活诱惑，最终选择背叛革命的过程。
这起叛徒案件给党组织带来了深刻教训。从此以后，中共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纪律要求，建立了更严格的保密制度。而贺治华的名字，则成为了一个警示：革命队伍中的叛徒，最终难逃组织的惩罚。
五、历史的警示与教训
贺治华叛变案件的后续影响在1929年下半年逐渐显现。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党员思想教育的决议》，文件中详细列举了贺治华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首先是对党员生活作风的严格要求。在贺治华案件后，党组织开始密切关注党员的日常开支情况。各级组织建立了严格的财务报告制度，要求党员定期汇报个人收支状况。对于超出正常范围的开支，组织会立即展开调查。
其次是完善了党内安全防范机制。从1929年8月开始，党组织对重要文件的管理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严格的文件借阅登记制度，重要文件必须在指定场所查阅，严禁带出办公场所。同时，设立了专门的保密委员会，负责监督各项保密制度的执行情况。
在联络工作方面也进行了重大调整。1929年9月，组织颁布了新的《地下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党员与外界接触的具体规范。所有接触必须事先报告并获得批准，会面地点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参与人员也要经过严格筛选。
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专门讨论如何防范叛徒问题。会议认为，贺治华案件暴露出党内存在思想教育不够深入的问题。随后，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
1930年初，组织又着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党员考察制度。每名党员都要定期接受组织的审查，包括其政治立场、生活作风和工作表现等各个方面。这个制度特别强调要及时发现党员在思想和生活上出现的问题。
1930年3月，党组织对贺治华案件进行了全面总结。总结报告指出，在此案件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贺治华有机会长期与敌特势力保持联系。为此，组织建立了专门的反特工作小组，负责调查可疑的接触和异常活动。
同年5月，组织在各地建立了专门的情报网络，用于监控敌特势力的活动。这个网络不仅负责收集情报，还要定期对党员的活动进行暗中观察，以便及时发现叛变迹象。
1930年下半年，组织又制定了《党员生活守则》，对党员的日常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守则中特别强调要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不能贪图享受，不能与敌对势力有任何非组织的接触。
到1930年底，这些整改措施开始显现效果。据统计，1930年全年党内叛变案件比1929年下降了近八成。组织的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高，党员队伍的纯洁性也得到了加强。
贺治华案件成为了党内政治教育的重要教材。组织定期组织党员学习此案件，以警示党员要时刻保持革命警惕，不能被敌人的金钱和享乐所诱惑。这个案件也被写入了党史教材，成为了革命队伍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