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氏父子》是张天冀1934年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在左冀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张天冀要求自己的写作是为"促进消灭黑暗的社会制度""起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是要"告诉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张天冀短篇小说选集·前言》)

我青少年时代就看过这个小说，印象比较深，后来我读"五四"以来的小说，张天翼的作品，我都看过。《包氏父子》又重读了一遍，印象更深。因为不是当务之急，但我早就想如果有空就改编。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这种经历，到有钱的女同学家去打球，五年级的女同学家，她家客厅有乒乓球案子。1982年下半年，正好那个时候我没有任务了，就很快地改编《包氏父子》剧本。张天冀是左冀运动参加者，是老共产党员了。我拜访了张天翼一下，那个时候他在，他说话已经困难了。当时他的夫人就帮我把我的话在他的耳边大声讲。他说的话，他的夫人像翻译一样的再跟我讲。当时他在国务院的一个宿舍里。我改了以后，厂长汪洋同志也同意拍。在党委讨论的时候，于蓝同志也在，她说：让他拍吧，他想干的事情，他会一心干到底。我准备要拍的时候，当时的电影局局长说："这个剧本拍他干什么？"他听说已经开始拍了，就说："那就让他停拍吧。"当时，陈荒煤同志是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一下反映到荒煤同志那儿，准备要让我停止拍摄，去请示荒煤同志，荒煤同志说，这个不能这样做，剧本我们再研究，有什么意见再修改修改。荒煤同志，我们从《早春二月》开始，已经很熟了。

所以我继续拍摄。算是荒煤同志阻拦，这个停拍命令没有下。

在老包的演员选择上，谢铁骊试了许多人，最终决定用管宗祥。不少人认为管宗祥常演反角、坏人，与老包无能、善良、怯懦的性格相差太远。但谢铁骊认为管宗祥体瘦、脸部苍老、那种气质上的沧桑感很有时代气息。他说："我只要控制好他的眼神和嘴，他就可以演好老包。"小包的演员刘昌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谢铁骊认为他有悟性，耐心启发他：你老想让别人器重你，你一心想攀高，羡慕那些有钱人。可你不仅家境贫寒，连你的鼻子也长得不好看，比别人差。你在鼻子上做点文章，设计些动作来表达人物内心。最后他为小包设计了一个情不自禁摸自己鼻子的动作。

老包我让管宗祥演的，因为他有那个时代的生活经历。他离家很早，在外面流浪。

《包氏父子》拍摄的大部分外景在苏州。故事发生的时间，很短，就是在春节前后，小孩玩的灯，都是我童年的记忆，把它都拍出来了。有些灯现在没有了，比如小兔子灯，四个小轱辘拉着走，里面点着蜡烛。还有西瓜灯，西瓜灯是滚的，里面放蜡烛的东西是跟着轴心滚，还是保持垂直状态。西瓜灯找不到就订做了一些，其他的灯能买到。这个就把我童年的生活记忆，过年的情况，都把它放进去了。因为这个小说不长，我要不增加一些丰富的细节，够不上9本。

谢铁骊不仅要求影片中故事情节"合情合理""近情近理""至情至理"，而且对片中的道具、服装、建筑不含糊。《包氏父子》中老包的棉袍、针线包、猪胰子、理发馆的椅子、磨刀条子，要求和20年代一模一样。《今秋桂花迟》里的牙粉、香烟也和20年代的一般无二。新嫁娘乘坐的"百烛轿"是他从《杭州民俗志》里查到的。

这里面演员很大胆，那个理发师，我用的真的理发师，苏州请的。他一边用剃头刀，一边谈话，别人不敢这样做。这是用的非职业演员。理发有个动作，在老包住的房子里，他一面谈话一面剔指甲，这个动作一看就很典型。演得不错。

说到挂这个幌子，某某布店，绸庄店，一般的电影中，写这个字都剪了字往布上一粘，李少红在《包氏父子》中给我当副导演，她让裁缝师傅用缝纫机缝上去。

人的一生的生活，既然我们搞文艺创作了，自己也有一个知识库，都收藏起来。我开始搞创作以后，就开始注意观察生活。现在还有这个习惯。比如碰到一交通警察拦住一个违反规定的人，我就观察他们两边的表现。这就是我小小的资料了。如果我要遇到这方面类似的戏，我就会找到真实的处理方案。

人在创作当中，有的是自己观察到，感受到的，这是一部分；另一个是间接的，我把中国"五四"以来的名著都读了，这个吸收，对我后来搞创作，二三十年代题材创作，影响很大。

《包氏父子》公映以后，大家反映都还不错。我特意用两部35毫米的皮包机到张天翼的客厅，放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很满意。因为我知道他在世不会很久，他又不能出来，我既然拍出来，无论如何要让他看看。

当时的观众不习惯于影片当中的幽默讽刺，认为我是拿穷人开心。

这部片子当时发行公司的丁达明总经理非常肯定。在一个电影发行会上，他说我不客气跟你们讲，我就是老包。

当时，戛纳电影节组委会的负责人，到中国来选片，就选中了《包氏父子》，当时我们影局长大人不同意。不然，《包氏父子》到法国戛纳电影节可以入围了。

这部影片触动了人们的心灵。谢铁骊拍《包氏父子》的初衷，是针对当年普遍的中国父母们望子成龙，而儿女又不争气所酿成的种种悲剧。公映后，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编导者不仅做到了忠实于原著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氛围，并赋予它浓郁的地方色彩，从而使主人公所处的这个城乡相通、农商共居的生活环境比原作更富有立体感，更典型化。同时，在人物形象上使原作也更丰满，更富有典型性。例如影片中小包和阔家子弟郭纯等走在热闹的街市上，遇上老包喊他，他气急败坏地"训斥"老包："以后不要在路上叫我！"而当小包好不容易巴结上郭纯一伙，参加了球队，他为了向老包要钱买球衣，却破天荒地连声喊起"爸爸"来，这是原作所没有而编者所加的神来之笔。（沈承宽：《＜包氏父子＞从小说到电影》）但梁晓声认为："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认为他伤害了底层父辈的常情常理。"

我自己认为，只要我想到的我都表现出来了。其中我还加了一个人物，一个科长，手拿文明棍，因为老包这个心理状态，看一个科长，当时就不得了了。那个时候，我们看一个政府的科长，也了不起了。所以老包就盼望着他儿子能当个科长就不错了。这个人物在小说里点到了，没有具体描写，后来是我把这个人物增加上去。

后来，伊文斯来中国，他当时经常来中国。看到这部影片，他很满意。因为他拍过一个纪录片，是中国江南的春节风俗。看到我这个电影，他认为我这个拍得很好。因为这个里面有我童年的记忆，是他没有的。伊文斯来中国，当时住在北京饭店，我还去看他。他邀请我到西班牙参加一个世界性的电影的编导会议。我答应了，后来领导考虑，我一个人去，还要从巴黎转飞机，后来就没让我去。这个我也没有意见，如果让我一个去，尽管巴黎有人接，然后有人转送到西班牙，但是我也不太愿意。伊文斯跟我关系还是蛮好的，去年的时候，他的夫人来，我代表影协宴请她。她原来是他的助手，后来是他的夫人。他在法国住的地方，是一个老房子，不是很好，我去过。

他以前来中国拍片子，不像苏联来我们国家拍纪录片，规模宏大，苏联当时拍我们渡江战役，把当时的实际情况重组，补拍。

我这个人组织观念比较强，这就是在部队里年轻的时候养成的。那个时候我们刚进干校，觉得指导员就好像了不起了，很高大，完美无缺了。那个时候思想比较单纯。因为指导员经常给我们讲道理，我们以为他讲的这些他自己已经做到了。现在我养成一个习惯，如果一个人是在领导我的职位上，不管他年轻也好，还是有人怀疑他的能力也好，如果他是在领导我的职位上，我还是尊重他。我尊重的不完全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尊重这个组织。这是我的习惯，至于你个人能力怎么样，我不会去管。当然现在，因为我年岁大了，人家也敬我三分。但是我从来没有争名夺利。

比如我现在拍了电影，审查电影的都是小一代的，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跟我提，我保证不脸红。我不避讳这个。有一次在一个支部会议上，有一个同志讲：我感觉谢铁骊同志这两年的电影没什么起色了。我听，说我自己再好好反省反省，努力努力。我想人家把心里话讲出来有什么呢？我的心底比较豁达。既不迷信，也不相信命运。

为了多了解《包氏父子》拍摄时的情况，我走访了老包的扮演者管宗祥，据说他在经营着一家饺子馆。我在北影宿舍见到了他，戴着一顶鸭舌帽，瘦高身材。他眼中的谢铁骊是这样的：

"谢铁骊是一个可交的朋友，你在困难的时候也好，在得意的时候也好，他都保持一致，平等待人。在'文革'期间，很多人像陈怀皑受冲击被打成反革命，像我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帝国主义纳粹。其实我没什么问题，我全家都是共产党，我就是提提意见。他给人以温暖。他很正直的。我很感动。'文革'时候，很多人躲着我走，他不，他见了跟我说话。'文革'时期江青因为他有才能挺喜欢他的，他没有利用这个搞些别的，他还是正常工作。我挺喜欢他的，很朴素、很诚实。他的朋友挺多，领导也好，同志也好都挺喜欢他的。可以让人信得过。尤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你揭发我，我检举你，你背后整我，我踢你，他一直保持平衡。他在北影厂的地位来说，很高了。他是真正的艺术家，共产党培养的艺术家。他的优点太多了。他是我的先生，我跟他学了很多，他对我挺好。当时拍《海霞》，他要用我，当时很多人反对，但是他顶住。当时有人贴大字报：谢铁骊用反革命管宗祥，我曾劝他算了吧。他不管，这一点在北影厂里也就他了。他不光对我，对陈怀皑，对巴鸿，都一样。那些被认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他看得很清楚，并不看得很严重。我们合作过《红楼梦》、《清水湾，淡水湾》、《包氏父子》。谢导非常认真，一丝不苟。"

"《包氏父子》试镜演老包的有五六个。他开始说我的眼睛太凶恶了，再看看别的。他找了不少地方，山东、河北、浙江、安徽，试了10多个，后来又让我去试。最后谢导说了：'看来看去老管比较好掌握。'《包氏父子》是张天翼写的，江浙一带一个小镇上看门的老包，开始写的是老包'我……我．.我．..'结巴。我说这没法演，学不像。我就建议，老包这个人很穷，带着那么小一个孩子，老婆死了。他很少说话。我说不如这样让老包憋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样会更感人。老谢同意了。另外一个，原著中老包一着急就摸下巴，我说这不行，不如改成用手拽袖头抹鼻的习惯。在拍戏时候，老谢是个好导演，他不主张外部动作，他要'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要你内心的表演。比如拍老包到银行交注册费的那一场，他就让我坐那儿，一动不动。我动了，他说我几次，他一动不让动，把握得很好。这个戏在苏州、在同里拍的，三个月我都没脱那件衣服。老谢让组里的人不叫我老管叫我老包。因为我这个人像个老小孩一样，挺活泼挺敏感。但是老包不是。他比较迟钝。如果让我去逛苏州园林，逛虎丘，就体验不了老包了。所以我哪儿也没去逛过。老谢不让我脱那件衣服，我也愿意穿着，全组的人都喊我老包，整天都是老包。老包那件袍子是老谢跟我还有服装一块到乡下找的，找到以后蒸了我才穿的。老实说，演这个戏我扒了一层皮。我整个从内心到外表变了一个人。生活于角色，我就过着老包的生活。我演了一辈子戏的，话剧、电视剧、电影，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正的反的，不知有多少，但这个戏演起来特别困难，真困难。我不承认我没有才能，我认为自己还是有一点小聪明的，这个戏确实费了很大的劲。老包动作很少，举个例子，小包要'斯丹康'，抹头发，老包以为是鸡蛋汤，老包到少爷那里拿了一些浆糊给他儿子，结果一抹不是，急了，老包不知道，这个喜剧，让你看完了流眼泪。比如这个小包从来没叫过爹，有一次想让爸爸给他买个球衣，叫了爸，拍这个我一回头就流眼泪。这个镜头拍了好多条，我一回头就流眼泪。老谢要求眼泪不要流下来，要含着。他说你怎么这么爱流眼泪。我说不是，收不住，含不住。他的戏让你笑完了流眼泪。在总政演的那一场，老谢和王遐也去看了，告诉我，演完了大家都不走，以为没完呢。我儿子管虎说了，你就这个戏演得不错。现在经常我上了公共汽车以后，有人叫我'老包同志'，我说我姓管。"

"我演这个戏也是自身体会。我对儿子就挺好，挺疼，当宝贝一样的，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那时管虎才十二三岁。当时我爱人在日本。两个人都管不了孩子，家里没有人，儿子管虎正是青春期，弄一些同学在家里抽烟。要是我在，他就学不会抽烟了，现在抽得厉害。"

"老谢拍戏作风很好。真正的好导演扶持演员。演员就像小孩子一样，得哄着，一刺激，戏就完了。演员很脆弱。老谢从来不训演员。他会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场戏是我的指导错误。'如果他训你：怎么搞的！那就完了。比如拍《祝福》，白杨演戏，导演非常小声地说：'小杨啊，你是不是再来一次，好不好？'这是有修养的导演。拍电影几乎没有一个导演能做到不发脾气，不骂人的，他能做到，确实不容易。"

"他每天早上都早到拍摄现场，灯光、录音、美工都弄好了，把我从宾馆里接过去。他一般头一天晚上就过去，把第二天要拍几个镜头，演员怎么走都画在黑板上。头一天晚上就做好了。这是《包氏父子》，后来拍《清水湾，淡水湾》和《红楼梦》他就不事先分了。但是头一晚上，吃完晚饭把演叫去讲明天拍什么戏什么戏，怎么拍，现场分镜头。崔嵬也是这种作风。"

在北影厂里，谢铁骊有句名言，几乎人人都知道，就是"人不要做翘翘板"，得志的时候不要太猖狂，失意的时候也不要萎靡。人不要高攀，上面有坐飞机的，中间有坐汽车的，后面还有坐牛车的。他很乐观，知足者常乐。他做人的道理和理念给了管宗祥很多启发。另外谢铁骊强烈的事业心、敬业精神，给他的同事非常深的印象。更因为他是部队出身，并非电影科班出身，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拍出了名著。

【谢铁骊（1925年12月27日—2015年6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市。导演、编剧，毕业于淮海军政干部学校。1959年独立执导个人第一部电影《无名岛》。1963年执导剧情电影《早春二月》，该片获得第12届葡萄牙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196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上映。1970年执导戏曲电影《智取威虎山》。1975年担任剧情电影《海霞》的编剧。1980年执导战争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他凭借该片入围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8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清水湾，淡水湾》上映。1988年凭借古装剧《红楼梦》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91年执导奇幻电影《古墓荒斋》。1994年执导反腐倡廉题材电影《天网》。2000年执导惊悚电影《聊斋-席方平》。2005年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客串剧情电影《旋律》。2011年获得第2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2015年6月19日10点40分，谢铁骊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