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也就是1941年初，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都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一年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本就已经裂痕丛生的国共合作一度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是宁可让日本鬼子占领八路军的地盘，也不愿意看着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

这种思想在国民党右派内部很有市场，一方面，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巴不得看到坚决抵抗日寇的八路军、新四军被消灭。

另一方面，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十分清楚自己在过去十年中对共产党欠下的血债，这些革命的叛徒做梦都害怕红军找他们算账。

因此，自从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以来，蒋介石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削弱八路军的实力，他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远非毛主席的对手，但搞阴谋诡计还是很有一套的。

蒋委员长谈笑风生

从地理上看，以延安为核心的陕甘宁边区存在很大的先天缺陷，这里自从宋代以来就经历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贫瘠，而且旱灾多发。

到了清朝末期，这里几乎是“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每次发生旱灾，老百姓都要携儿带女出外逃荒，因此黄土高原上不仅人口少，连耕地都没有多少。

由于土地肥力不够，种不出小麦，当地农民只好种一些对水肥不太讲究的高粱、小米之类的，这些东西吃又吃不饱，产量又少，甚至一亩地才能收上来四五十斤小米。

因此，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就把自己的亲信胡宗南安插到西安，授意他围绕着陕甘宁边区筑起一道道的封锁线，禁止物资进出边区。

这样一来，不仅边区急需的药品、棉纱、粮食等无法流入，边区自己还能出产的一些物资，例如煤炭、石油、食盐等也无法流出，让你想换点急需物资也很难换到。

“皖南事变”之后，毛主席曾经想和国民党全面摊牌，但无奈实力不允许：当时的八路军刚刚打完“百团大战”，武器弹药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且最麻烦的是国民党断绝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补给，使得我军不仅弹药，连吃穿都领不到。

陕甘宁饥寒交迫

虽然经过毛主席、周恩来等人一系列顺畅丝滑的操作，到1941年3月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基本被打退了，但国民党欠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却始终未能补上。

眼前的现实问题就是：从各种途径来到延安的进步学生、脱产的机关干部、八路军的部队越来越多，但地就这些地，庄稼就这些庄稼，吃饭的多干活的少，供需严重失衡。

蒋介石的政治政策、军事政策虽然很失败，但起码封锁边区这一点是成功的，我就守在你家门口，就算不进攻也能饿死你。

1941年4月，毛主席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发电报，在分析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请问国民党，对八路军是否还准备发饷，如发则已，否则我们将向全国、全世界募捐，学叫花子讨饭吃的办法，因为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

当时担任留守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回忆，有次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到了边区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提出了三条道路：

第一条路，就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

边区的普通群众

第二条路，如果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

第三条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毫无疑问，前两条路都是毛主席假设的，作为坚定的革命者不可能去走，真正能走的只有第三条路。

当时陕甘宁老百姓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还要承担边区政府的各种税收，因此群众意见很大，使得党领导的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如果要发展生产，再向老百姓摊派显然已经是不可能了，以现有的财政基础根本不具备上马大项目的条件。

但是光靠节约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边区的党政机关规模都要扩大，部队的装备也要改善，节约不能增加资金的来源。

毛主席在陕北公学讲课

毛主席及时指出和纠正了上述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1941年5月1日，他在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了边区搞活经济，摆脱困境的四条总方针：

一、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开荒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的种子、农具、耕牛问题；

二、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

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按照财产多寡实行不同的累进税收制度，调整金融关系；

四、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歧视游民的不良习惯。

边区200万人民和部队，就算每人每天吃一斤粮，土地缺口还有500多万亩，出路只有一个：鼓励全民垦荒种地，把粮食产量提高上来，把工商业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边区吃饭穿衣的问题。

大生产运动中的八路军

要发展生产，现实的问题又来了：你不是要给贫苦农民和游民发生产资料吗？买种子需要钱，买耕牛和设备需要钱，部队去种地了，给部队发军饷也需要钱，简而言之就是没钱寸步难行。

偏偏边区当时通用的还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由于抗战以来国民政府滥发法币，导致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边区的经济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937年时100元法币可以买2头牛，到了1941年就只能买一袋面粉了，由于陕甘宁区域内流通的法币总额本来就不多，这下让边区差点退回到物物交换的原始时代去了。

蒋介石自己都没想到，国民政府这种失败的经济政策居然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处”，那就是搞乱了延安的经济。

所以毛主席在施政纲领中提到了另一种货币“边币”，也就是边区政府自己发行的货币，如果只使用法币，边区的财政体系一定会垮台。

毛主席选中的负责边区金融货币管理工作的人叫做南汉宸。

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

南汉宸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当过陕西省政府的秘书长，他是个头脑灵活，人脉广阔的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选中的中共方面接洽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南汉宸，另一个是解放后长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

毛主席告诉南汉宸，打算让他负责边区金融货币工作之后，南汉宸的内心十分忐忑，因为他搞统战还算是内行，搞金融那是百分百的外行。

真正打动南汉宸的，是毛主席无保留的信任，他说： “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这次谈话持续了四个小时，临别时，毛主席给了南汉宸真正的底牌： “以后每周到我这里汇报一次情况！”

1941年1月底，南汉宸走马上任，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边区内部禁止使用法币，全面使用自己的货币“边币”。

边区银行旧址

掌握了货币发行权之后，你就可以通过边区银行借钱给小的手工业主，让他们去集资采购生产资料和设备，把手工业搞大，甚至成立企业。

谁都知道搞企业好处多多：由于山西、河南等地战事不断，流入边区的难民越来越多，办企业一能解决难民的就业问题，二能生产布匹、被服、农具、纸张、食盐等急需的物资产品，三还能上缴一定的税收。

而且，边区政府的各级机关也能够向边区银行借款，充当给企业贷款融资，采购生产要素的经费。

举个简单的例子，边区银行只发行一百万元的货币，通过政府信用背书就可以放出三百万元的贷款，然后拉动九百万元的投资。

南汉宸搞的这一套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加杠杆”，但当时在陕甘宁别说“杠杆”了，很多人连“金融”是什么也没听说过。

更麻烦的是，对于更多的对“金融”一知半解的人而言，搞金融这不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吗？实行共产主义的陕甘宁，怎么能容许资本主义的毒草进来？

内部意见不统一让南汉宸感到巨大压力

因此，南汉宸关于货币体制改革的想法一开始遭到党政内部很多人的激烈反对。

还有一些走中间路线的则表示：边区的物资本来就很匮乏，货币没有实体支撑，如果发行边币管理不当发行过量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搞得无法收拾。

中间路线者的本意其实也是反对，但没有明说而已，毕竟重庆国民政府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南汉宸他们再专业，能有国民政府财政部的那些人专业？

南汉宸也是个相当有性格的人，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质疑声，他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发行边币的目的是经济建设，而不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对于边币的发行有严格的规划，比如哪些地方的资源多一些，需要就业的难民多一些，开设工厂的条件成熟一些，那么货币往哪里投放就多一些。

而且，边币的发行权力、发行数量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是为了给老百姓谋福利，绝不是重庆政府那些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上的官僚。

重庆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

做任何事情，如果掌握权力的人有了私心那就做不好了，既然南汉宸这些财政线的同志心底无私，那就不用怕！

对于这一点，毛主席心中是非常清楚的，最后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给发行边币的决定拍板，使得决议最终通过。

毛主席对南汉宸有多支持呢？在1941年11月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他亲自给南汉宸站台以示绝对信任。

在这次参议会上，南汉宸坚决表示： “边区的货币政策绝不会发生恐慌和通胀。”

在南汉宸领导的边区银行努力下，在陕甘宁范围内共设立了41家货币交换所，这些交换所深入到了边区的各个区县，最终边币流通区域越来越大，已经严重贬值的法币被逐步挤出。

1941年全年，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中有超过半数都是政府机关财政借款性质，利用这些基础资金，边区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公营经济、支持了手工业及私营经济的发展、扶植农业、扶持合作事业。

毛主席给南汉宸站台

到1943年，边区财政总收入达到了32.01亿元，总支出31.85亿元，盈余0.16亿元，第一次消除了财政赤字。同时边区的私营行业，例如制盐、采煤、纺织、化工、造纸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通过合理的货币政策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边区的政府机关、部队自给自足，当地群众的生活更有了很大的改善。

到了1943年，边区粮食不足的情况基本消除，自1941年后给政府交公粮、公草的数量逐年下降，政府向群众“借粮”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

对于陕甘宁边区在严重经济危机下果断调整政策，实现自力更生的这段奋斗经历，毛主席言简意赅地评价道：

“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都是联系群众的；

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