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真的有一个“错误”能够持续2000年吗？如果一个“错误”持续了2000年，它还仅仅是一个错误吗？
近些年的中文互联网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观点：儒家误我中华2000年，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儒家让中华文明失去了尚武精神，以至于越来越保守、懦弱，屡屡被外敌欺辱。
但讽刺的是，儒家被抬到国教地位是在汉武帝时期，那时候的大汉帝国可是出了名的武德充沛，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打击匈奴事业的汉武大帝为何要刻意抬高儒家的位置？
儒家从诞生之日起，到清王朝覆灭，中间经历了无数次转折，演变，这个演变过程实在太漫长，不可能用一篇文章全部讲完，我们今天只截取儒家演变史中最为重要也最为传奇的一段进行介绍。
如上文所言，儒家被抬高到国教地位是在西汉时期，西汉一朝的儒家变迁史极为有趣，也极为讽刺，老刘家与儒家“相爱相杀”的大戏的结局是儒家彻底失控，一个中国历史上短暂荒诞的时代也由此造就。
什么是儒？要想明白儒家这个“错误”为什么会持续2000年，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儒家。
比较正式的答案是儒家是孔子在以周礼为基础，以克己复礼为目的创立出的一套理论。
但这样过于笼统的说辞其实并不能让大多数人对于儒家有一个一目了然的清晰认识，要彻底解释清儒家，从正面入手其实比较难，但是从它的反面入手却格外简单。
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诸子百家中，儒家的死对头是谁？
面对这个问题，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道家？法家？
都不是，儒家的死对头其实是墨家。
这个答案是不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儒家讲究仁爱，墨家讲兼爱，乍一看，二者的理论是相通的，怎么会是死对头呢？
这里就要好好说说儒家的仁爱的含义了：儒家的仁爱是有分别的爱，爱自己的父母高于好朋友，再高于其他人；而墨家的兼爱是对所有人没有分别的爱，这便是儒家与墨家的核心区别。
墨家对所有人一致的兼爱暗藏着一个逻辑：所有人都平等。
而儒家对所有人不一致的仁爱则暗藏着另外一个逻辑：所有人并不平等。
这便是儒与墨格格不入的原因，因为其认识世界的核心假设就是不一致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平等当然是好于不平等，但是大家也不妨自己想一想，墨家主张的那种对所有人一致的爱，多数人能不能做到？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已经说过无数次的观点：制度和学说都没有绝对的先进与落后之说，只有适不适合，儒家那种有差别的爱和墨家那种没有差别的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到底哪个的可接受度更高一些呢？
儒家理论首先承认了社会的客观不平等性，但也给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的办法，简单说就是：不平等，但是对等。
下位者遵守规矩的前提是上位者首先遵守规矩。
最初的三纲五常是这样的：
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别国；父为子纲，父不慈，子走他乡。
是不是感觉这套理论也没那么迂腐？但是这种状态的儒家并不能在战国乱世中脱颖而出，因为有一个问题，它无法解决。
大时代最初的儒家并不懦弱，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儒家也并不反对竞争，只是认为竞争应该也应该在一定规则下进行，富贵、权力，如果“不以其道得之”，就令人不齿。
儒家教导人克制欲望，且这种克制是针对所有人的，包括国君，后世儒家学者大多主张享乐要适度。
克制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它对于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行至关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压制了人因欲望而爆发出的可怕力量。
而这份欲望带来的力量会由谁释放呢？对，是法家。
法家与儒家的第一个辩题是性善论和性恶论，因为法家要想成为主导思想，必须以人性本恶，人受欲望支配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法令让欲望中的力量为统治者所用。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通过军功爵制度，让战场上砍脑袋变成了一项可以获得颇为丰厚收益的事，所以战场上秦军士兵宛如打了鸡血。
显然经过改装后的法家，对于身处大争之世的各路诸侯来说，可比强调克己复礼的儒家要有吸引力得多。
战国末期，法家甚至对于儒家完成了精神压制，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来到秦国，看到法家治理之下的秦国力强盛、物资丰富、社会井然有序，荀子一改对法家的完全排斥的态度，甚至开始吸收一些法家理论到儒家理论体系中去。
看起来，诸子百家的大论战已经接近尾声，随着以法家治国的秦完成统一天下的壮举，法家将会顺理成章地成为诸子百家中最后的胜利者，但谁知世事无常，法家在登峰造极后随即跌入深渊，而儒家却开始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儒家脱胎于周礼，周礼的那套制度叫宗法制，宗法制是以血缘纽带建立的，法家力图以法令的形式建立国家与百姓之间的直接联系，中间的其他纽带能斩断尽量斩断，但是，血缘纽带是根植于基因的，是生物亿万年演化的结果，所以即便法家能够斩断世上一切其他纽带，它最终依旧无法斩断血亲。
刻在基因里的人类行为密码导致了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人们会自发地以血亲为纽带进行组织，这一点就注定了，法家强大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压制儒家，但是却杀不死儒家。
为什么是儒家以法家立国的秦帝国灭亡后，接过权柄的汉高祖刘邦得为未来的路考虑了。
市井出身的刘邦有两个最大的性格优势：“目光短浅”和“胸无大志”，帮助刘邦缔造大汉基业的正是这两个看似缺点的优点，刘邦没有制度执念，没有政治理想，所以他不会钻牛角尖，这对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来说，非常重要。
面对新兴的汉帝国，刘邦再次给出了最优解，既然我不知道该怎么搞，我就少折腾。
于是道家的黄老无为而治理论成为了汉帝国初期的核心思想。
无为的另一面是无不为。
权力是讨厌真空的，它如空气一般散布在我们周围，它不会凭空消失，只会改变形式。
在道家黄老学说为社会主导思想时，社会上的其他思想其实也就进入了一种自然的竞争状态，这才是无为无不为的核心要义。
其实从高祖刘邦时期开始，儒家思想就已经与汉帝国的统治阶级暗通款曲了，儒生贾谊堪称汉文帝一朝的第一名臣。
随着贾谊、晁错等儒家学者的登党入室，儒家与黄老道家思想间的较量就不可避免了，其实不用分析，胜出的一定是儒家，道理很简单，道家讲究无为，而儒家讲究有为。
经过文景二帝的努力，汉武帝接过大汉权柄的时候，国家富裕，国库充盈，且文帝、景帝这两位以无为而治著称的皇帝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的集权。
同时，汉武帝继位时，内外都出现了比较尖锐的矛盾，外部是匈奴不断袭扰，内部是地方豪强越发猖獗。
好，现在你是汉武帝，你手上的权力很大，你能调动的资源很多，同时，你面临的问题很严重，告诉我，你选择无为还是有为？
各取所需面对如此局面的汉武帝准备躬身入局大干一场，手上筹码有了，他还缺什么？缺理论依据。
汉武帝想有为，但是横在他面前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治。
其实要想有为不一定要搞儒家，法家那一套手段可能更管用，作为出色的政治家，其实汉武帝的行为逻辑总体上就是法家，但是自秦灭亡后，法家那一套就变得上不了台面了，所以汉武帝需要一套理论体系，既能支持他有为，又能掩盖他以法家权术治国的真相，那种学说更好呢？
显然是儒家。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与理论家从来都是双向奔赴的，帮助汉武帝建立起儒家体系的人是董仲舒。
当时，董仲舒劝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是这样说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段话被后世解读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从这段话中，我们便能看出汉武帝与董仲舒各自的心思。
汉武帝看重的是三个字“大一统”。
他要找出一套理论，为自己随意使用手上权力找到合法性。
而董仲舒看重的是儒家即将被抬高到超然地位，这个超然的地位是什么呢？是儒家子弟拥有了进入官僚体系的名额，而其他学说则没有。
对于急于摆脱黄老道家思想束缚的汉武帝和急于想让已经在复兴的儒家再进一步的董仲舒来说，他们的利益有着极大的共同点，可以合作，而且合作会很愉快。
模糊地带董仲舒是一个很厉害的儒学理论家，他以儒家经典为蓝本，按照汉武帝的需求打造出了一套近乎完美的儒学理论体系。
简单说一下这套理论：
天地间有种自然的、本源的规律，它是一切规则和法律的本源，尊重它国家就能昌盛，违背它国家就要出问题。
这套规律是皇帝从上天处获得，皇帝正确运用它，群臣和百姓要去服从它，遵守它，也就是服从皇帝。
董仲舒通过这套“君权天授”的理论体系，彻底帮汉武帝解决了权力合法性的问题，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天，对抗皇帝便是逆天而行。
这样的理论之所以合汉武帝的心意？
因为所谓“天意”是有巨大的模糊地带的，而关于“天意”的最终解释权，在汉武帝。
后期董仲舒本人因为私下里解释一些天相，被汉武帝得知后直接免官，汉武帝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只有他才资格去解释“天意”。
“天意”的模糊地带也就是权力的模糊地带，权力讨厌真空，所有的模糊地带都是权力的猎场，而在猎场中，最有资格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疑最高权力拥有者，汉武帝本人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此时董仲舒搞出来的这一套儒家，比法家都管用，因为法家讲究的是成文的法令，而此时的汉武帝却拥有了更大的可操作性，不但他说的话就是法，这法的最终解释权还在汉武帝本人，只要他想改，随时都可以改。
后世之人将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古代权力运行机制称为“外儒内法”，好像外儒只是内法的遮羞布，让皇帝在行法家之实时，披上一层道德外衣，让这些冰冷的法条显得更有温度一些，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一些。
但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外儒”把“内法”给模糊化了，这样有意的“模糊化”处理则让皇帝拥有了更大的可操作空间。
汉武帝利用董仲舒这个代理人，成功地按照自己的需求对儒家进行了改造，在将儒家当成吉祥物供起来的同时，自己则大摇大摆走上了“大一统”舞台的中央。
但历史从不会把完美赋予任何一个人，今天你向时代索取的，终有一天会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反噬你。
模糊地带是强者的猎场，你汉武帝是强者，儒家那套体系就是你的手中的玩物，但是如果你的子孙不强了呢？
霸王道杂之董仲舒以为汉武帝构建出一套几乎完美的唯我独尊的大一统理论体系为条件，换取了儒生们在权力体系中的超然地位。
秉持其他学说的都只是学者，而秉持儒家学说的则是后备官员，汉帝国官方的权力系统为他们专门准备了编制。
这样的设定让儒家在诸子百家中成为一个超然的存在，此时的儒家宛如掌握了垄断资源的企业，只要企业主不去乱搞，就会一直做大，因为你已经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竞争体系中了。
早就能将权术玩弄得出神入化的汉武帝似乎没看得起被他当成吉祥物的儒家，他给儒家的官员编制也是很有限的，核心权力是不会给的，你就乖乖当你的吉祥物，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
但儒家却靠着汉武帝瞧不上的，那一点点官僚编制和名义上的超然地位开始了自我裂变。
汉武帝死后，大司马霍光主政，霍光执政期间发生了著名的盐铁之辩，与盐铁专卖制度设计者御史大夫桑弘扬对阵的“贤良”、“文学”群体都是儒生。
这场辩论之前讲过，这里要重点说一下这场持续了4个月，且注定不会讨论出结果的辩论是如何结束的。
在辩论的后期，大司马霍光惊讶地发现了在他运作下才有机会与御史大夫桑弘扬辩论的“贤良”、“文学”群体竟然有了把矛头指向他霍光的倾向，而他们的武器正是儒家理论。
政治敏感度极高的霍光立刻叫停了这次讨论，但儒家疯长的种子已经埋下，儒家开始失控。
虽说霍光已经是权臣的天花板，但他手中的政治能量毕竟比起汉武帝还是差一个等级，毕竟他还没有完整的皇权。
从汉武帝到霍光，皇权退一步，儒家就要进一步。
对于汉帝国来说，幸运的是明白人霍光暂时还能压住儒家，更幸运的是他的继承人，西汉王朝的最后一位明君汉宣帝刘询无师自通般给了儒家精准的定位。
当时太子建议汉宣帝，说治国不应该用酷吏，应该多用儒生，这样天下才能和谐，汉宣帝刘询立刻反驳道：
我们老刘家治国自有一套体系，霸王道杂之，不能只用道德教化，去重复周朝那一套。
刘询把自己一生的政治智慧凝练成一句“霸王道杂之”，刘询原名刘病已，是被汉武帝在巫蛊之祸中干掉的太子刘倨的孙子，作为罪人之后，他的少年时光是在民间度过的，他了解整套社会权力运行的体系，他十分清楚什么好听，什么好用。
注意汉宣帝的话，是霸王道杂之，而不是王霸道杂之，他十分清楚地告诉了儿子现实操作中什么为主，什么为次。
但在将自己一生的政治智慧和盘托出后，汉宣帝仍颓然地说了一句：乱我家者，太子也。
或许他已经隐隐感觉到，儿子不会听自己的话，亦或者他已经推演出了儒家最终失控的结果。
他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压得住儒家了。
失控现在该说一说儒家是如何一步步做大的了。
如上文所说，汉武帝给了儒家两样东西：法理上的正统权和不算多的进入权力体系的入场券。
而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会完成可怕的自我膨胀。
学说之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学说都只是学说，而儒家却有官方背书，且与政治挂上了勾，这就注定了其对于天下人都会更有吸引力。
实话实说，虽然后世把汉武帝抬高儒家的行为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汉武帝其实并没有太刻意去压制其他学说（前期有意压制一下道家），但在现实社会中，只要有了权力背书，儒家有了“独尊”地位，其实根本就没必要去罢黜百家，因为趋利避害的本性会驱使着社会上大多数人自发地“罢黜百家”。
官方背书带来的社会效应给儒家做大提供了社会基础，这是其一。
其二也好理解，就是一个组织的自我进化，这一点如果不理解，可以想想如今中国商界大佬们出身地域的趋同性，一些地区的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容易在生意场上取得成功，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个人厉害，还因为他们地区走出的富豪们会出于“老乡帮老乡”的需求在关键时刻帮他们一把。
让这些特定地区的后起之秀们获得来自同乡大佬帮助的是地域纽带，因为某种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人更容易形成合力，也更容易获得比较优势。
进入权力系统后，儒生们会因为身份认同而自动联合在一起，然后当他们获得权势后会有更强烈的拉其他儒生一把的冲动，因为儒家手上有着最高理论背书，所以即便儒生权力集团暂时被其他集团压制，他们也不可能被彻底干掉，而儒生群体则可以以日拱一卒的方式一点一点占据权力核心。
自战国末年荀子见证法家治下强秦时的绝望，到儒家子弟们在西汉一朝晚期逐步占据权力的核心，儒家完成了逆袭。
在儒家高歌猛进扩张之路上，道家这个对手似乎并没有对儒家产生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反者，道之动”这句道家经典理论却精准预测了儒家的未来：扩张到头，就该崩溃了。
荒诞收场汉宣帝刘询之所以会预感到儿子不会听自己的话，是因为他本人也清楚：儒家的那一套实在是太好听了。
儒家为太子刘奭描绘的那个理想国实在是太美好了，智人是会为了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抛头颅洒热血的奇怪物种，这样的特性让人类不断创新和进步，但同时也会引发一些荒诞事。
在被臆想中的美好感觉冲昏头脑时，人是难以保持理性的。
在儒家理论高歌猛进时，儒家理论下那个完美无缺的道德完人也适时登上了历史舞台。
王莽，这个能为一个奴婢逼死自己儿子的人，一个一言一行都在奉行孝道的人，他在花团锦簇下几乎是被“逼”着篡汉当了皇帝。
但这世上只有一种东西是完美的，就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一旦所谓的完美的东西跌落凡间，它就不可能再完美了。
王莽在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复古改革，有人说王莽是穿越者，因为他搞了土地公有制，但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站不住脚，如果他真是穿越者，把土地收回国有可以理解，他有必要去复兴西周的井田制吗？
西周距离西汉末年已经过去了700多年，早就已经是物是人非了，井田制这种已经被踢出历史舞台几百年的制度怎么可能在西汉末年再次绽放光彩？
王莽还进行了很多荒唐的改革，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他是拿着一本《春秋》拍脑门地往现实社会上按。
社会运行自有其一套规则，这一点董仲舒是没骗人的，但谁让你书呆子王莽这样生搬硬套了。
王莽建立的儒家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理想国实验仅仅进行了15年就以天下户口减半的惨烈结局收场。
儒生群体同样在这场荒诞闹剧中过起了朝不保夕的生活，原来书上所谓完美的理论不但不能当饭吃，还有可能要命。
新莽一朝的天下大乱让儒生们没有时间思考完美世界为什么被搞垮就被匆匆扔进乱世修罗场中。
与其说是“天选之子”刘秀缝合了破碎的天下，倒不如说是社会固有的规则在发挥作用，在它自我修复的过程中，刘秀刚好站在大潮之上。
你以为新莽之乱后，东汉的统治集团们会对儒家进行彻底反思？并不会。
因为刘秀以及帮助他夺取天下的那帮人都是所谓地方豪族，让他们在当地拥有权势的也是宗法血亲那一套。
刘秀，说到底，也是儒家理论的直接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