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粤边游击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重要的游击区之一，主要位于江西省南部与广东省北部交界处，包括江西省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仁化等十多个县或其部分地区。
其中心区域在江西信丰、大余和广东南雄等三县交界的油山地区。由于南方红军游击队“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
同时，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还派人到上犹、崇义交界的湖南省资兴、汝城、桂东等县开展过游击活动，因此，资兴、汝城、桂东等三个县的部分区域也属于赣粤边游击地区的范围。
为了落实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及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改编事宜，项英、陈毅四处奔波。
1937年9月29日，项英在南昌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
10月1日，项英从南昌回到赣州，接受了赣州《民国日报》记者的采访。
是日，该报刊出《项英公毕返赣，各边区游击队集中改编即可实现》的消息。
10月2日，陈毅到达信丰小江圩，向中共信南县委书记罗世珍，传达党的抗日主张并指示将游击队开往大余池江集中改编。
大余池江位于大余县章江平原的中心，滔滔章江从中间穿过。章江北岸多低矮丘陵，地势平坦广阔，人口稠密，沿章江边为人口集中居住区，而在山坑中，则分散着三三两两的人家。
其南岸多高山密林，绵绵高山蜿蜒数百里，彭坑、小汾、弓里、板棚、兰溪、杨柳坑、路萁坑、长江等村，更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游击根据地，也是油山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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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陈丕显等人常驻于此，直接领导当地民众开展游击斗争，并在这里建立了四个地下党支部，发展了几十名党员，群众基础十分牢固。
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经研究后，决定利用池江靠近油山，进退方便，群众基础好，人口多，物产丰富给养方便等特点，集中红军游击队在池江进行改编。
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耍阴谋、搞破坏，项英、陈毅要求国民党当局将一切武装调离池江，改驻几十公里外的漂塘、洪水寨等矿山地区。
项英返回赣粤边后，立即和陈毅等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介绍了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情况，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
会议决定，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及时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指示，通知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
由于许多游击队长期失去联系，为慎重起见，陈毅、杨尚奎等人决定亲自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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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杨尚奎去兴国，陈丕显到闽赣边和三南游击区，刘新潮去寻乌，罗绍增去湘南。
同时，为便于联络，赣粤边特委在池江的公园里设立了办事处。对外称江西抗日义勇军驻池江办事处，对内称赣粤边特委办事处，由赣粤边特委书记杨尚奎兼任办事处主任，常驻梅山、油山的特委机关随后也迁到池江办公。
10月11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顾建业送来博古的信，项英等人见信后，对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精神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经研究后，决定由项英去南京会晤博古，而后直接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
项英走后，赣粤边各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袭击，游击队始终保持革命警惕性，坚持独立地依山近水扎营。然后，逐步移向平原。
遵照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的指示，池江附近的油山游击队首先下山，先在信丰县潭塘坑集中，再转移到大余县池江杨柳坑段屋。
不久，北山游击队也来到池江。三南游击队接特委指示较迟，11月才到池江集中。
湘南游击队先在湖南桂东沙田进行集中整训，1938年1月开抵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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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中旬，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集中在大余池江杨柳坑段屋后，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开始下设三个中队，即北山游击队为第一中队，油山游击队为第二中队，后经过扩军，第二中队划编为第二、第四两个中队，后期到达池江的三南游击队为第三中队，一共四个中队。
接着，司令部也从路萁坑迁到至池江弓里黄屋祠堂，部队开往弓里、板棚下、小汾等地驻防，第一中队驻扎板棚下，第二中队驻扎小汾，后期到达的第三中队驻扎弓里。
池江小汾有座小汾桥，是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经过的第一桥，陈毅、陈丕显等人率部下山时，还特在此照相留念。
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到达池江集中的各路红军游击队分驻在池江弓里、板棚、小汾、兰溪等地后，进行整训改编。
在此期间，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司令部驻地弓里村黄屋祠堂举办了党员干部培训班，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人亲自给大家讲课，要求广大指战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学习文化知识，明晰形势，掌握军事理论。
大余池江弓里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集中整训地旧址。图片来自网络
在弓里、小汾等游击队驻地，还专门修建了６个练兵场，对游击队官兵进行正规军事术科训练。战士们情绪饱满，斗志昂扬，苦练杀敌本领。
为加强南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党中央还从延安派来一批干部。1938年1月1日，钟平、李克浩、何恭量、凌保成等几十人从延安到达大余池江。
此时的池江，热闹非凡，红军游击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抗日救亡社，在各乡村张贴标语，发动群众，开展演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每逢圩日，杨尚奎等人还亲自上街向群众演讲，激发大家的抗日救国热情，听说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其他地方的群众也络绎不绝地前来池江探望。
集中整训期间，赣粤边游击区的民众，包括白发斑斑的老公公、老婆婆、中青年妇女和少年儿童，都把战士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互诉衷肠，家里有一些好的食品，都送给战士们吃。
许多学校和进步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到驻地慰问，地方党还动员广大群众送来鱼、肉。三南地区的群众，一次就组织了二百多人，不顾路途遥远，挑着一担担慰问品赶来，仅“劳军鞋”就送来一千多双。
在我党抗日救国政策的影响下，赣粤边出现了妻送夫、母送子、兄送弟、妹送哥参军的动人景象。短短的几个月，赣粤边的抗日义勇军已由集中时的300多人扩大到700多余人。
1938年春节期间，赣粤边群众更是掀起慰劳新四军的热潮，1月31日，仅信丰上乐、潭塘、坑口、上下坪等地群众就将500双鞋和100多担花生、炸果、黄元米果等慰问品送到池江新四军驻地，得到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赞扬。
在部队驻地，还经常开展各种军民联欢活动。春节期间，在部队司令部驻地弓里村，开展了“军民同乐会”，战士和群众在一起过新年，吃年饭，在司令部不远的屋背矮岭上，搭建了戏台，军民一起观看歌舞队演出的抗日救亡节目。
在池江公园里抗日义勇军办事处，一些逃亡在外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红军战士，许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苏区干部，一直遭受国民党迫害的红军游击队家属、烈士亲属，长期隐蔽在家的地下党员、游击队员，纷纷前来寻找党和组织，他们就像久别的儿女见到父母一样，在党的怀抱里，有说不尽的话语，述不尽的衷肠。
1937年底至1938年初的池江，成为了赣粤湘边抗日救亡的中心，是革命群众和进步青年热心向往的地方。
赣粤湘投奔池江的进步青年们说：“北有延安，南有池江”。延安来的干部们也自豪地说：“这里真是南方的‘小延安’”！
1938年1月下旬，项英从延安回来，立即在池江板棚下河坝里召开军人大会。
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宣布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政委，部队即日开赴抗日前线。
赣粤边、湘鄂赣、湘赣边、湘粤赣、皖赣边等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胡发坚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
赣粤边的抗日义勇军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一部；湘赣边的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一部。
随后，将池江抗日义勇军办事处改名为新四军驻大余通讯处，由贺敏学任主任。通讯处下辖湖南桂东沙田新四军留守处和崇义思顺新四军通讯站。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南方游击队宣布撤销中共赣粤边特委，成立中共赣南特委，隶属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
项英还同时宣布了两条原则，一是游击队干部、战士按原建制全部编入新四军；二是地方工作人员大多数人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
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红军游击队下山后由国民政府统一拨发军饷、被服。在核定人员编制时，国民党方面要特委提供人员花名册，按花名册“点编”后发给被服、军饷。
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搞阴谋，日后按名册抓人，特委只报人数不交花名册。为此，杨尚奎亲自出面，以部队人员花名册是军事机密为由，与彭育英交涉。
彭育英应允后，从县财政借拨6000元给红军游击队下山后急需。在要求拨发1000套军服军毯时，赣州专区保安司令部故意刁难，把新棉衣换给保安团，将破旧的棉衣发给红军游击队。
陈毅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彭育英得知此事后，一面给红军游击队道歉，一面给赣州公署打电话，并派人赴赣州力争，但最终发下来的还是一半新一半旧。
要换装了，战士们一看是国民党的衣服，都不肯穿，说：“‘五角星’同‘十二角星’打了十年仗，现在要我们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心里实在难受。”
有的说：“我们红军服再破再烂，穿着心里舒服，感到光荣。我就是打赤膊，也不穿国民党的‘黄狗皮’。”说什么也不肯穿国民党的服装。
为此，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杨尚奎、陈丕显等深入各驻地，认真细致地给战士们作说服教育工作。
1938年２月15日清晨，在池江经过几个月休整训练的新四军指战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排着整齐的队伍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前线抗击日军。
路旁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他们提着鸡蛋、米果、花生、蕃薯等各类自己生产的食品，塞进战士的怀里，放进战士的包裹里。
有的老表为战士抬武器，搬文件。一声令下，队伍起程，顿时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口号阵阵。军民眷眷握手，互道珍重。
战士们眼睛湿润了，老表们泪水打湿了衣襟。整整三年了，反封山、反清剿、送粮食、送情报，红军游击队与老表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这鱼水深情怎能割舍。
太阳升起，经池江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一部，以及歌舞队、警卫排的广大指战员，在项英、陈毅的亲自率领下，肩负着人民的殷切期望，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高唱战歌，迎着朝阳，向皖南抗日前线进发。
随后，杨尚奎、刘建华、朱赞珍、李绪龙等骨干带一个武装通讯班奉命留下，负责组织领导赣粤边的抗日救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