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即位之后，除了以营建东都洛阳、修建长城以及开凿南北大运河之外，还倡导文治天下，修订各项典章制度，力求在治国方式上彰显自身的特色，其中包括兴办教育、恢复州县学、推崇儒家文化、倡导三教并重、整理图书、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内容，并在文化氛围逐渐浓烈之时兴办科举制，改定官制、检括户口等。从他即位初年所做的这些事情来看，被后世贴上"暴君"标签的杨广，至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显示出一个末世帝王的窘态。

隋朝立国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几年，但却始终在改革的时期，隋文帝杨坚在位时如此，杨广在位时同样如此，而且杨广的改革继承了隋文帝杨坚的改革成果。

杨广既然追求圣王之业，当然会以圣贤学说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以教化为先制作礼乐。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树继承了隋文帝杨坚当年制定的多元一统、三教并重、内法外儒的方针，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也试图创新，尤其在文教政策方面做出了与隋文帝杨坚时代不同的重大调整。

大业元年（605年）正月，杨广即位伊始便派遣八个使者巡察各省风俗，依据巡察的相关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开始有效地开展文化建设。

大业元年（605年）闰七月，杨广即将巡游江都之前，在洛阳发布了兴办教育、选拔人才的诏令，尤其强调要将兴学作为教化民众最主要的方式。

为了能让兴办教育得到各方面的重视，杨广特意颁布了一道诏书。他在诏书中追述了中国历史的教育发展历程，尤其对南北朝动乱时期的教育领域荒废的情况详细论述，强调了隋朝作为大一统王朝要全面兴办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显然对于那些一心向学，渴望建功立业的莘莘学子而言，杨广的兴学诏书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杨坚废学之后，又将教育发展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向全国各州颁布舍利，将兴学的希望寄托于佛教，于是在开皇后期民间藏有很多佛书，当然其作用也可想而知。

等到杨广即位后，继承了开皇初年"文治天下"的施政策略，同时也纠正了开皇后期的"以佛代学"的偏路，于大业元年（605 年）再次开办学校。杨广虽然也倡导三教并重的文教政策，但比隋文帝杨坚更加高明的是，杨广将儒学置于三教的突出位置，更加看重儒学对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

经过杨广的改制，国子学变成了国子监，最高长官依旧是祭酒，增设了司业一人、司丞三人，设置主簿、录事各一人，以加强教育的行政管理。国子监的教学设置为博士、助教、学生，同时下诏征集学行优秀之人予以各种级别的待遇，地方上也设有儒学教员，虽然有的教员在九品以下，甚至有的算不上朝廷官员，但是依然由朝廷发俸禄。这个举措一下子让各地办学的积极性高涨起来，让杨广即位之后的文教事业相比开皇时期更加兴盛，正所谓"盛于开皇之初"。

杨广的兴学，培养出了一大批有用之才，例如大学者颜之推的三个儿子颜思鲁、颜愍楚、颜游秦学业最为精湛，这三兄弟与温氏三兄弟是同学，温氏三兄弟指温大雅、温彦博、温彦将，当时流行"二家兄弟，各为一时人物"的说法，温家三兄弟后来在唐朝都成为高官，可见大业年间的兴学培养出的人才何等兴旺。

由于杨广也十分看重儒学对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所以在这个方面他继承了父皇杨坚的做法，用各种方法极力抬高孔子及其后代的地位。依据现有的考证来看，当时规定每年在四月时祭祀孔子，年末举行乡饮酒礼，规模十分隆重，而且大封孔子后裔。隋文帝杨坚在位时封孔子后代为邹国公，到了杨广时期改封为绍圣侯，并特意下诏称孔子为"先师尼父"。由于杨广倡导儒学，让儒学门徒倍感荣耀，因此儒学之风也开始盛行起来。

当然，无论是隋文帝杨坚还是隋炀帝杨广，他们奉行的"儒"，是内法外儒，儒学仅用于教育领域和移风易俗，并未将其用于朝堂之上的治国之略。杨坚和杨广两代皇帝虽然都兴办学校，但并未真正实行儒学中精髓的"仁治"思想，所以儒家的治国理念终隋一代也不是其治国之策。

杨广才学很高，而且喜好风雅，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官办教育机构国子监统领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专科学校重新振兴起来。如果只从教育领域为切入点看待杨广所做的这些事情，可以说他纠正了隋文帝杨坚开皇后期的废学之举，顺应了大一统王朝发展教育的历史潮流，在推进文教事业的发展上做出了贡献。

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余年，但是在教育领域却有不少建树，例如科举制的创立，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和业务机构的设立、专科学校的建立等，其开端都是从隋朝开始，这些新制度和新机构的建立，不仅发展了隋朝的教育事业，而且被后来的唐朝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

值得注意的是，杨广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措施加强统治，强化内法外儒，其内容就是南北经学进行统一和融合，以适应大一统王朝统治的需要。

所谓经学，是指西汉时期儒家经典被奉为"经"，此后有了"经学"，经学一直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领域中占主流地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取代了经学，佛教、道教盛行起来，先后成为显学，与经学形成截然不同的学术思想，但是显学未能动摇儒家经学的统治地位，官办的太学课程依旧是儒家经典，经学的研究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因为南北朝特殊的政治局面，形成了南北方不同的经学研究理念，由此经学走上了分立时期。

由于对经学的研究理念不同，南北方的学士在思想观念上产生分歧，而隋朝统一全国后，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分歧与大一统于朝所要求的思想高度统一不吻合。经学的分立局面本就是南北朝分裂的产物，南朝经学受玄学的影响较大，不拘泥一家学说，偏重义理，有新颖的见解;而北朝经学则继承汉朝训诂学的精髓，注重历史考证，对比南朝经学显得有些守旧。当时由于经学派系众多，而且是三教并立，所以隋朝统一全国后没有一个足以统领全部文化的儒家思想体系，学风的不同也影响了学者的价值观和社会风俗。

隋朝实现大一统之后，中央集团的政治特性要求国家意识形态和相关学术思想也需统一，因此南北经学的统一就成为必然。隋朝虽然短暂，但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对经学进行了整合，经学由此更加繁荣，学术和文教事业联系更加紧密。相比之下隋文帝杨坚更加崇尚佛、道，对儒学的提倡波动比较大，反观杨广在位时，对儒学的推崇倒是始终如一。

隋文帝在位时，对学术的最大贡献是聚众讲论，尤其倡导自由辩论，由政府牵头组织对儒家经典、佛学经典进行学术辩论，不掺杂任何政治因素，目的是消除学术分歧，避免政府强令统一思想。杨广即位后继承了隋文帝杨坚的这一学术政策，并扩大了辩论范围，辩论的内容包括领略经义长短、考订经本等，通过辩论求同存异，对于南北经学的统一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从经学统一的结果来看，包括后来唐朝所做的统一经学，可以说隋唐两代的统一经学，在本质上是南学压倒了北学，而导致这个结果的关键时期就是杨广在位时。

早在杨广还是晋王时，在江都就深受南方地区学风的影响，即位后虽然他的身份要求要兼顾南北，但他本人更倾向于南学，所以他以自身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推动了南学统一北学的局面。在杨广看来，南学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创造力，而且在开启民智方面具有启发性，表达形式也雅俗共赏，各个层面的人都能接受，所以南学比北学更具有活力，在杨广的推动下 ，南学逐渐占据上风，统一了思想意识形态。

需要注意的是，南学虽然自身具有活力，但如果没有杨广在政治上的推动，至少不会那么快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广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