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原本谈笑风生的邓小平突然沉下脸来，声音严肃地说：“全中国，只有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2年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一场关于重要岗位候选人的讨论正在进行，会场上原本轻松的氛围，因一个名字的出现而骤然凝重。   有人提出，这个人已是七十高龄，年纪太大，是否还能承担起沉重的责任？就在众人犹豫不决之际，邓小平面色一沉，声音坚定而有力。   他说这个人的一生都为国家和民族奉献，唯有他的任命不受年龄的限制，这句话掷地有声，令会场瞬间安静下来，被如此评价的人，正是钱伟长。   钱伟长出生在书香门第，少年时就对文学与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在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国文与历史拿下满分，而数理化三门加起来不过二十五分，若按常理推断，他将来大多会投身于文学或历史领域。   但命运总在关键时刻改变方向，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轰鸣，让这个年轻的书生意识到，文章难以挽救国难，单凭笔墨不足以改变民族的命运，于是他毅然放弃最擅长的文史，转入自己最薄弱的物理学。   起初的学习过程极其艰难，为了追赶差距，他几乎把自己关在书本之间，白天听课，晚上复习，一道难题反复推敲，不弄懂绝不罢休，他用最笨却最笃实的办法，把中学阶段落下的数理知识一点点补齐。   经过一年如同搏命般的努力，他不仅完成了学业，还在成绩上超越了许多理科出身的同学，曾经的文科优等生，硬是靠着坚韧意志和不眠不休的钻研，蜕变为物理学的佼佼者。   1939年，他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专注于弹性力学的研究，这一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和工程领域，博士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   几年后他又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实验室，和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共同开展导弹和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短短几年间，他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赢得西方同行的尊敬，许多人都认为，他完全可以在北美拥有辉煌的学术前途和优厚的生活条件。   但在钱伟长心中，最放不下的始终是战火纷飞的祖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以回国探亲为由提出离开，次年真正踏上归途，当这一消息传到国内，学界普遍振奋。   与其说他回国是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无法割舍的责任感，他清楚自己在国外可以取得更高的地位，但他明白国家正需要人才，他带着满腔热忱回到祖国，将所学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归国后的岁月里，他不仅在清华、北大等高校任教，还在多个科研领域发挥才智，他并不拘泥于专业，哪里有国家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能源成为发展的瓶颈，国际上普遍断言中国没有石油，但钱伟长坚持实地考察，提出了科学的推断与论证，为中国石油勘探带来了希望。   抗美援朝时期，他还为前线战士编写通俗易懂的科普读本，让普通士兵也能了解现代科技知识，他常说，哪怕自己“不懂装懂”，也要先去尝试，只要国家需要，就应当挺身而出。   时间进入改革开放，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许多高校都希望请他担任领导职务，尽管已是七十多岁，他仍被推举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这一任命一度受阻，因为有明确规定校长年龄不得超过六十岁。   但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坚决作出决定，认为钱伟长的能力与担当不应被年龄限制，这一拍板不仅打破了用人上的旧有框架，也为上海工业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上任之后，钱伟长敏锐地指出学校存在“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脱节、学科之间缺乏交流、教学与科研分离、师生关系疏远，他针对这些问题逐项改革。   他调整课程结构，减少专业数量，使之更贴近社会需求；推行三学期制，提高教学效率；实行通识教育，让学生在入学两年后再分专业；鼓励教师提升外语与计算机能力，并支持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再回国服务。   他不仅停留在理念层面，更亲自参与校园的整体建设，从图书馆选址到道路规划，无一不亲自把关。   在生活上，他从不领取校长工资，也不占用学校住房，把有限资源让给师生，他坚持每年出席开学与毕业典礼，不论风雨，都与学生们合影留念。   钱伟长的一生，跨越了文科与理科的鸿沟，经历了海外与国内的选择，也见证了科研与教育的艰辛。   他用行动证明了，真正的才能不会因年龄而褪色，真正的奉献不会因环境而停息，邓小平当年的那句话，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对钱伟长一生最好、最深刻的注解。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青年报——青春告白祖国｜无名无利无悔 有情有义有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