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两弹元勋，“中国光学之父”，研制出第一炉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为“两弹一星”提供核心光学装备，照亮中国科技崛起之路的民族脊梁——王大珩！ 1915年，王大珩生于日本东京，祖籍江苏苏州，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两年后赴英攻读应用光学，1948年揣着报国心回到祖国。 那时候的中国，光学事业几乎是空白，连像样的光学仪器都造不出来，只有几家能摆弄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 1951年，他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后来的长春光机所。 建馆第二年，他就带着团队不分日夜搭炉子、试工艺，熔制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彻底结束了咱们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 到1958年，建所还不到十年，他又带领团队拿出了“八大件一个汤”的壮举： 万能工具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等八种高精光学仪器，再加上一系列新品种光学玻璃，直接把中国光学从空白拉到了能造高端设备的水平。 往后的岁月里，他的光始终朝着国家最需要的地方照去。 60年代初，国家要搞原子弹、导弹，急需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代号“150工程”。 那时候正赶上经济困难，有人争论研究所该只搞研究还是连生产一起抓，他力主“一竿子到底”，从预研、设计到造出成品全接手，说这样能省时间、保质量，还能锻炼人。 这台经纬仪牛到什么程度？直到今天“神舟”飞船发射，还在靠它跟踪测量。 后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他参与总体设计，攻克返回式卫星相机难题，让卫星带回来清晰的地面图像。 1980年远程运载火箭试验，“远望号”测量船用的光学设备，也是他带队从零造出来的。 光搞技术还不够，他总能站在国家层面想问题。 1986年，听说有人觉得中国经济弱，高科技该搞“拿来主义”，他连夜和陈芳允长谈，俩人越聊越急，觉得“此时不抓，以后就翻不了身”。 他执笔写下建议，拉上王淦昌、杨嘉墀联名上报，邓小平三天后就批示“宜速作决断”，这就是影响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 1992年，他又和五位学部委员一起倡议成立中国工程院，补上了工程科技领域最高学术机构的空白。 很多人叫他“中国光学之父”，他却特意托人在会上说不妥。 他说自己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都是前辈，事业是大家干的，哪能把功劳归到一个人身上。 这话里藏着最实在的道理：中国光学不是某个人“创造”的，是他这样的拓荒者带着团队，接前辈的力、应国家的需，一砖一瓦搭起来的。 他的贡献从不是单个技术突破，而是从光学玻璃这种“源头材料”，到仪器制造的“应用技术”，再到学科体系的“人才根基”，搭了个完整的架子，让后来人有地方继续往上盖楼。 他身上最可贵的，是从“技术专家”到“战略科学家”的格局。 搞“150工程”时，他选“一竿子到底”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更是看透了科研和生产脱节的毛病。 提“863”计划时，他不管“拿来主义”的论调，只盯着“国际竞争不等人”的现实，这份远见让中国在信息技术、航天等领域提前占位，为后来的科技自强埋下伏笔。 他不是躲在实验室里只顾自己研究的人，是能看懂国家需求、敢拍板担责的领路人。 他很低调，回国六十多年很少发自己的论文，经他审定的材料却能堆成山。 聊起中国光学史，别人的贡献他记得一清二楚，谁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了什么问题，讲得明明白白，轮到自己就轻描淡写带过。 这种“不居功”，是他对科研的清醒认知——科学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赛跑，是代代人的接力。 他总结的“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十六个字，藏着做科研的根本。 搞核爆测量时没经验，就靠反复试验摸规律，这是实事求是；看到高技术竞争的紧迫，就主动上书提建议，这是审时度势。 接前辈的事业又突破技术空白，这是传承创新；经济困难时敢接硬任务，这是寻优勇进。 2011年他走了，但他留下的光从没灭过。 长春光机所还是光学领域的重镇，“863”计划催生的技术早已融入生活，他倡议成立的中国工程院还在为重大工程把关。 那些他带领造出的仪器还在工作，那些他培养的人才还在攻关，就连他拒绝的称号背后，那份集体至上、谦逊报国的精神，也在影响着新一代科研人。 他一生都在追光，最后自己活成了光，一半照在实验室的仪器上，一半照在中国人的科技自强路上。 这样的科学家，才是真正该被记住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