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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猪”到“链猪”,中国猪企正在下一盘大棋

一场围绕“种猪”的合纵连横,正在中国生猪产业中密集上演。巨头的战略正从单打独斗,悄然转向深度捆绑与联合育种。从跨国育种合作到全产业链整合,一场围绕“种猪自主”与“养殖效率”的竞合大戏正在密集上演。巨头联手、跨界融合、规模争议——行业不再满足于“养好猪”,而是迈向“链的竞争”。这不仅是企业的生存之战,更是中国猪肉产业能否摆脱“引种—退化—再引种”循环的关键一役。

多家猪企选择“强强联合”

Genusplc与首农股份将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日前,Genusplc与首农股份共同对外宣称,将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首农股份持股51%,Genus持股49%。合资公司的成立旨在进一步强化PIC®中国在本土化运营、种猪育种与疫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尤其聚焦于猪蓝耳病(PRRS)的防控与抗病种猪的商业化推广。

公开资料显示,首农股份拥有动物育种业务。而Genusplc的核心竞争力包括育种动物品系以及用于品种改良的生物技术。

首农股份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PIC®种猪育种技术与抗蓝耳技术将显著提升中国猪肉生产效率,为中国人民提供健康、经济且可持续的猪肉产品。

事实上,育种一直都是我国生猪行业的卡脖子难题,很多猪企都在关注种猪育种本土化的进展。养猪巨头之间关于育种、生物科学之间的联合频频出现。

新五丰与法国科普利信拟成立合资公司

2025年5月,新五丰发布公告称,将与法国科普利信拟成立合资公司开展联合育种项目合作。出资结构与上述合作类似,新五丰占股51%,科普利信占股49%。新五丰方面认为,此次合作可以引入优秀法系种猪,提升种猪生产性能。

牧原股份与托佩克公司、正大集团合作

牧原股份与托佩克公司合作打造的种猪核心场,已经于去年开工。此次合作将托佩克公司的优良种猪资源与牧原的二元轮回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旨在培育出更多性能优良的种猪。

此外,牧原集团与正大集团也于2025年月28日在泰国曼谷True大厦正式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战略规划、业务整合与全球化布局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推动在饲料、生猪养殖、屠宰与食品深加工、人才、资本等领域的深度协同。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高级分析师徐洪志提到,我国生猪行业长板在于养殖。而育种领域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生猪产业链的最薄弱环节。过去,我国更多在于“引种”和“制种”。但该模式不能解决我国生猪育种体系薄弱的问题。国内本土巨头在育种上开展联姻,将重心转向联合育种,可实现技术自主可控,打破了过去“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怪圈。

行业人士表示,这种联姻更能体现“补链”和强链,对于生猪养殖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事实上,类似的合作还有很多。

越秀农牧与钱大妈集团签署生猪订单养殖合作协议

2025年6月,越秀农牧与钱大妈集团签署生猪订单养殖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度聚焦广东市场,在生猪订单养殖、品质标准共建、市场推广及品牌联动等领域展开合作。

当时越秀农牧对外公开信息显示,双方将率先共同推进大白猪、无抗猪等特色毛猪产品的联合培育、市场测试等,标志着双方将整合优势资源,聚焦从生猪养殖、屠宰加工,到生鲜配送全链条的品质管控。

叮咚买菜与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合资公司

2025年4月,叮咚买菜与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合资公司,联手对黑猪产业开启更加深度的布局。后者拥有20多年高原黑猪养殖经验,也是《中国黑猪》标准的制定者。而合资公司也将关注育肥场租赁、仔猪采购、饲料与药品供应及育肥过程管理。

宋向清认为,该类融合可以打破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壁垒,实现从养殖到销售的无缝对接,提高产业协同效应和整体竞争力。同时,借助零售端的品牌优势和市场渠道,提升自身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品牌化经营,提高产品附加值。

除了上市合作,还包括天康生物以现金收购羌都畜牧51%股权,巨星农牧与南宁农业发展集团的合作,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与海大集团、温氏股份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种合作有利于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业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增强市场竞争力。

规模化趋势引发争议

值得关注的是,猪企开展诸多联合发展,更多源自整个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

在徐洪志看来,结合上述合作和联姻便可看出,生猪养殖企业已经不能仅仅靠养好猪就能赚到钱了,必须下沉到产业链的末端,对接消费者,从“保量”到“提质”,以需求驱动生产。

养猪企业直接对猪肉品质负责,需要企业有能力整合从养殖到屠宰加工再到终端物流的全过程。如果这条路真能走通,将意味着生猪产业的革命性变化,彻底告别粗放增长,猪肉市场将从大宗商品市场(以价格为王)逐步进入品牌化时代。头部企业首先是食品企业,生猪养殖将成为其中一个业务板块。

事实上,头部企业之间的联合可以通过资源和技术层面的优势,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推动行业向规模化发展。

不过,这种规模化趋势同样引发争议。

原民盟南充市委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李明全日前在《我国生猪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一文中提到,片面强调生猪的规模养殖,忽视大面积散户养殖,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但没增加,反而有所降低。2023年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率为68%,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4.8%,七年时间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平均年递减2.83%。

李明全建议,积极发展农户散户养猪,充分利用农村资源;提倡适度规模经营的养殖组织形式;示范推广“公司+农户”的生猪生产组织形式。

不过,在徐洪志看来,和发达国家(美国)相比,我国养殖行业的规模化水平还是很低的,提升空间巨大。但是,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垄断风险以及生物安全风险与系统脆弱性。“疫病防控难度会成指数增长。某个巨型养殖集团或核心产区发生重大疫病(如非洲猪瘟),可能会通过其庞大的供应链体系迅速扩散,对全国猪肉供应造成毁灭性打击。相关企业在联合扩张的过程中,要把握一个度。”

朱增勇认为,政策明确要求淘汰低效产能,这意味着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拼规模,而是看质量,管理能力弱、资金实力不足的散养户会继续退出市场,客观上促进了行业的优化升级。但适度规模家庭农场凭借其养殖量调整灵活、劳动生产率高、更容易实现种养结合等优势,通过转型后能够融入现代产业体系。

“头部企业应当发挥科技和管理优势,聚焦育种研发、成本控制、产业链延伸,做好产业链组织者,发挥联农带农的责任。中小养殖企业应当选择差异化特色养殖,或与头部猪企合作,融入现代产业链,做好专业化补充者。总之,当前养殖主体处于数量下降、质量提升的时期,不同主体间能够形成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利共赢的新业态。”朱增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