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瓷器，与丝绸和茶叶等一样，通过陆海两条通路，成为悠长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突出的标杆。这两条陆海通路，通称“丝绸之路”，又称“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

船坚乘风，船大行远

两宋都是半壁山河，南北分治，北方通往西域的陆路通道，先被辽，后被金，此外被西夏所掌控，因此，海上通道显得更为通畅活跃。

在辽或金控制的北方地区，从燕京（今北京市）向西，出玉门关，经新疆，有三条陆路可通中亚、西亚以及印度，这是承继汉唐丝绸之路的余绪。而在中原和南方，由于两宋时期文化昌明，经济繁荣，陶瓷烧制及航海两大技术尤其发达，海外贸易盛况空前。

宋瓷

宋代中国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船坚乘风，二是船大行远。宋代船舶大者可载重三百吨，乘坐五六百人，能把巨量货物特别是中国产瓷器，运往海外各地。据南宋人赵如适的《诸蕃志》记载，宋瓷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非洲的坦桑尼亚。有学者认为，从宋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 可称作“海上瓷器之路”，此说有近年来的水下考古成果予以印证。

南宋初期海船“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打捞出水的古代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长、保存最好、文物最多的远洋贸易商船，它为这条千年以前繁忙兴盛的海上贸易大通道的存在，提供了最新的一手历史证据。

“南海一号”考古挖掘现大量瓷器

“南海一号”内计有南宋瓷器30余种、6万余件，这些沉没海底800余年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浙江龙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等，大多完好，品相如新，不少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火鲁没思”？霍尔木兹！

蒙元帝国建立后，统治中国的元朝，与成吉思汗子孙分封的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之间多有联系，协同大力发展亚欧大陆的陆上与海上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

从陆路来说，元代的驿站交通布局完善，不仅遍及中国本土，而且横贯欧亚。现代的考古发掘也为此提供了大量证据。从海路来说，元代的高桅巨船远出大洋，通达四方。今宁波、泉州、广州、钦州等海港是元代中国“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起点。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远航，在他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中，有关与元代中国进行瓷器等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的记载，多达90余条。他记下的外运瓷器品种有景德镇青花瓷、龙泉（属处州，即今浙江丽水）青瓷、德化白瓷等，运销今爪哇、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广大地区。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

另一位杰出的航海家亦黑迷失，奉忽必烈之命先后5次远航，海上活动达 20余年，随船携带了不少瓷器。泉州曾出土一方石碑，碑文上记载他奉使出航“火鲁没思”。经专家考证，“火鲁没思”就是“忽鲁谟斯”，即今阿曼湾与波斯湾交界处的霍尔木兹地区。

七下西洋，“青花”开路

到了明朝，“千年瓷路”呈现“南北通、东西通”的新特点。据《明史·外国传》记载，明朝与87个国家和地区有外事交往，那时候，西方也进入“大航海时代”。故有明一代东西方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实属空前。

作为对郑和船队出访的热烈回应，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苏门答腊、南浡利（位于苏门答腊以西）、阿鲁、满剌加（今马六甲）等海外十六国遣使1200多人到北京朝贡。明代二百余年，尽管时而“禁海”，时而“开海”，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非洲、欧洲的民间贸易，始终不断。

郑和下西洋

2010—2013年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方面合作，发掘位于该国沿海的古代马林迪王国都城等21处历史遗址，一共出土文物20多万件，其中两处遗址发现中国瓷500件（片），包括江西景德镇青花瓷、浙江龙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等。

“克拉克瓷”，攻克欧陆

明代北方陆路的瓷器贸易也日见繁荣，大量瓷器从北京转运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据明人记载，来自西域、蒙古、女真等地贡使，在返回本部时，所装瓷器多至数十车，高至三丈余。

到了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海上通道一度受阻。明将戚继光等率部抗倭，连战连捷，海路得以重新畅通。此后，西方商人、传教士、探险家等，纷纷乘船东来，中国的瓷器，也继续大量出口海外。

明万历 青花五彩张天师斩五毒神仙人物纹印盒

明朝天启崇祯年间，海上航路完全恢复，东西交往更趋频繁。有资料显示，崇祯九年（1636年）出口海外瓷器达25万多件，崇祯十二年（1639年）增加到36万多件。永宣年间首次烧制出品的“青花间装五色”的五彩瓷器，精美绝伦，此时更深受欧洲王室青睐，成了宫廷和权贵大宅中最时髦的摆设。

（原文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