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作者：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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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我们讲到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在碰撞、融合中逐渐走向新的秩序演化。

而就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已经演变成了世界的巨大工厂。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接下来中国又该如何优化自己的定位呢？

这一节，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话题。

中国供应链成长的奥秘

中国之所以会变成世界工厂，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包是密不可分的。1980年，美国出台了促进企业创新的《拜杜法案》，引导大企业专注于创新，而把生产制造环节进行外包，这就给中国提供了把制造业做大做强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抓住了这一波机会呢？施展老师认为，要承接美国的外包业务，承包国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通过专业化提升生产流程的效率；第二是保持弹性。

然而，专业化会把企业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会失去灵活调整的弹性。所以对单一的经济体来说，效率和弹性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参与的企业主体足够多，大家共同构建一个灵活且专业的供应链网络。这就像是搭积木，每个企业只生产某个特定形状，再让它们相互组合，拼搭出各种产品。

这样一来，供应链网络中的每个个体都是高度专业化、有效率的；而这些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动态组合、相互配套，确保整个网络具备应有的弹性。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供应链网络无法进行早期设计，只能通过市场大浪淘沙，自发演化形成。并且这种演化还要有一定的前提，那就是国内市场得足够大，市场需求足够丰富，才能容纳下各种不同形状的积木，也就是各种专业化的小公司的生存空间。

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也只有地大物博且处于市场化初期的中国能满足这些条件。

此外，中国的“国企—民营”两元经济模式，也让这一供应链网络从起步之初就具备了合理的分工。中大型国企为供应链的运转提供交通、通信、大宗原材料供给等广义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中小民企则在此平台上此消彼长、蓬勃发展，加快演化。

更重要的是这一供应链网络的快速发展，还得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力支持。因为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若要成立，一开始就需要足够多、分工足够细的企业同时发展，而此时就需要有大量的近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以提供足够的物理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各大城市周边存在着大片的空地。并且1994年中国开始推动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需要一个新办法来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而这个新办法就是土地财政，因此地方政府也有意愿推动园区开发。

以上因素综合在一起，让中国抓住了美国制造业外迁的良机，形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供应链网络，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中国以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快速崛起，创造了过去几十年GDP两位数跃进的奇迹。

时至今日，中国供应链网络的竞争力仍然独一无二，造就了很多牛气冲天的小镇。比如，山东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吉他；江苏泰州的黄桥镇则生产了全球30%的小提琴；而河南虞城县稍岗镇则生产了全球一半的钢卷尺……

不过，对于这些成绩，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说这些都是没技术含量的低端品，没什么了不起的。但问题在于中国基于强大的供应链网络，能把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压到最低，比如一卷钢卷尺不到1元。这是其它经济体想都不敢想的，这也是中国经济真正强大之处。

美国从0到1，中国从1到N

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些牛气小镇，它们反映出的并不是某个或某几个企业的力量，而是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力量。

当然了，尽管我们这个系统大且全，但还是不能脱离世界独自运转，相反，我们必须融入世界才能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那么，在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状态下，中国市场为什么不能独自运转呢？这是因为产业发展是一个从0到N的过程，中国只在从1到N这个规模化制造环节有优势，而从0到1的创新环节却掌握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

对此施展老师深有体会，因为他有位做实业的朋友疫情期间一度很焦虑，说很多业内最具影响力的展会都被迫延期或取消了，这让他没有办法通过参加这些展会，来把握行业的前沿技术和产品走向，进而优化未来的生产布局。

这名企业家的焦虑显然并非个例。而通过这种焦虑，我们就能看出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在低端制造环节有着巨大的规模性优势，但在高端制造环节，尤其是核心技术方面是严重缺失的。

这里所说的高端制造不仅指芯片或高精度机床等先进产品，也包括传统产业里对未来技术路线及产品理念的研发、规划和引领。

所以这些传统工业展会，很少在国内召开。中国的一些龙头企业即便参会，也只能被安排在中低端产品的场馆。尽管疫情期间，这些龙头企业的生产安排遭到了严重影响；但对它们来说，不能参加国外展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更严重。这意味着企业把握不住发展趋势，没法规划未来的生产，所以不敢投资新的产品线。

这是产业链断裂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情势也不容乐观，因为它们从0到1的创新落地离不开中国制造体系的支持。如果说西方是产业的大脑，那么中国则是产业的肌肉，两者无缝衔接才能实现完美制造。

事实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是一个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就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台了《拜杜法案》，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创新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也就是，形成了小公司和大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接力赛。

我们知道，美国人喜欢车库创业，很多特别酷炫的技术都是在车库里创新出来的，然后合伙人成立小公司，把技术迭代到一定程度就卖给苹果、谷歌这样的大企业，后者通过整合创新再做出新产品。而大公司要想快速创新，就得把生产环节外包。

因为创新意味着产品转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大企业如果要自己生产，就得投入大量资金建造新的生产线，或者花大价钱对原有的生产线进行改造，这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打了水漂，所以企业的创新力就会不足。

因此，美国的大企业为了确保创新效率，选择了制造环节外包。这一发展模式推动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造就了数十年的经济繁荣。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承接外包中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历史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分则两败。

不必再说“有本事别买我口罩”

2018年之前，中美关系尽管有着风风雨雨，但总体上处于合作的蜜月期。但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发动了贸易战，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打压中国制造业，迫使全球供应链从中国退出，甚至回归美国，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难题。

因为这一原因，很多生产商被迫撤出中国，迁往越南、墨西哥等地。但即便如此，中国经济也没有像特朗普政府预想的那样伤筋动骨，其世界工厂的定位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那么，这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变了，作为制裁大杀器的“贸易战”失效了。

我们可以从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中看出时代变化的端倪。上世纪90年代，全球70%的跨国贸易是制成品；但到了2018年，70%以上跨国贸易是零部件、半成品。这意味着全球的专业化分工更细了，细化到了生产流程而不仅仅是产品层面。

当一件产品的生产流程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工厂时，就意味着全球的“经济空间”和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发生分离。这也意味着企业能更灵活地应对贸易制裁，也就是，只需把最后的组装环节迁出被制裁国即可，其它环节可以保持原状。

比如，某品牌手机的供应链设在中国境内，假定组装环节的工厂设在广东东莞，上游零部件生产厂设在武汉；中美贸易战后，品牌方继续把零部件环节留在武汉，而把东莞组装厂迁到越南，以越南企业的名义出口美国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整个供应链布局虽然发生了细微变化，但以中国为制造中心的定位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与其说该产品的供应链因中美贸易战被迫退出中国，还不如说中国制造业借机加快海外布局，形成了强大的“溢出”效应。

但要想保持这种“溢出”的良性效应，我们就必须理性看待中美之间的合作。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国内网络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担忧中国制造业的声音，甚至开始唱衰自己。但这种过度担忧没有必要，毕竟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制造。

但比这种担忧更令人担忧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开始泛滥，并有可能侵蚀掉各国间的信任基础。这种狭隘民族主义表现为盲目的进攻挑衅，比如在其它国家遭遇灾难、陷入困境时幸灾乐祸。从长远看，它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麻烦。

就像2020年3月下旬时，西方国家新冠疫情大暴发，紧急从中国购买口罩。在此前两个月，中国疫情极为凶猛，大量厂家紧急上马口罩生产线，品质良莠不齐。这里面有些劣质口罩，也被卖到西方国家，并引发了西方舆论界的批评。

这原本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伦理问题，产品质量不过关，本应受到谴责。但国内互联网上却出现了一种挑衅的表达，意思是：“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口罩质量不好，那你就别买！”而这种言论给西方民众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在用强大的生产能力要挟自己。

于是某些西方民众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进而开始拥护那些“反华”的政客。如果两国间的信任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那么西方国家还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重建包括口罩在内的安全产业，并推动贸易战愈演愈烈。

你看，这原本是个简单的商业问题、利益问题，最后却转变成安全问题、意识形态的冲突。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扰，但是如果当初舆论界少一些幸灾乐祸，多一些理性共情，情况或许就会改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