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是冤案吗？ 元朝为了节约征税成本，采用“包税制”，即由官府将特定税款承包给商人，商人先向官府缴纳固定税额，再向百姓征税。通过差额获利。商人具体收多少，朝廷不管。少收了，自己拿家产补上。多收的税，自己揣兜里。 因为缺乏监管，包税制很快演变成苛政。元朝所谓的苛捐杂税，一大半都是因此产生的。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觉得元朝因“宽纵失天下”，便试图以严刑峻法重塑官场生态。 税收方面，老朱规定各布政司、府、县每年需派审计官吏前往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缴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如果账目对不上，就驳回重新造册，重新盖上地方衙门的印章，然后再次上交。直到审核完全相符才可以结项。 老朱想的很好，我让审核卡着，你还怎么弄权舞弊？ 但当时没有飞机、高铁，审计官吏又不能把官印带到京城，不然县太爷就没法给公文盖印了。有人觉得跑来跑去太麻烦了，便灵机一动，先给空白文书盖上官印，倘若进京对账，数据对不上，直接现场修改，免得来回折腾。 地方官员也想的很好，大家都这么干，皇帝老儿还能都给法办了？ 可朱元璋不是一般人，当他得知空印这种做法后，勃然大怒，下令将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来了个一锅端。 事后，由于星象异常变化，朱元璋下诏求言，查找自身不德之处。浙江生员郑士利趁机上书，认为官员不会因为弄虚作假而危害老百姓，并给出了四点理由： 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并非一印一纸，且很难拿到，不易伪造； 二，钱粮册书审核要求很高，往返费时费力，空印可以提高办事效率； 三，国家没有明确立法不能使用空印，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治罪，不能服人； 四，国家培养一名合格的官员很难，轻易就杀掉、流放，甚是可惜。 由于郑士利的观点符合方孝孺胃口，而方孝孺编撰的《叶伯巨、郑士利传》对后世影响比较大，不少人便认为朱元璋小题大做，空印案实乃冤案。 可是仔细推敲，会发现郑士利的观点大多站不住脚。 比如第一条，中央和地方的相关人员坐到一起对账用印，想想就恐怖。因为这代表账目数据可以随便填。一旦核算名存实亡，再讨论文书是不是“两缝印”，是否便于伪造，根本没有意义了。 毕竟人性这种东西，是经不住考验的。官员只要发现制度漏洞，伸手拿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最后完全收不回手。 还有第二条，郑士利说“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 但空印案貌似不是全国窝案，而是地方窝案。 因为涉及此案、在《明书》中提及的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方孝孺他爹方克勤，一个是郑士利的哥哥郑士元。 巧了，这两人是老乡，都来自浙江宁海。前者在山东做官，后者在湖广做官。到底是全国地方官都这么玩，还是在各地担任地方官的“江南包税人”这么玩，值得研究。 第三条，郑士利认为没有现成的法令禁止官员用空印为由，建议朱元璋先立法，再禁止。 但“法无禁止即可为”，针对的是私权利。对于公权力而言，应该做到“法无授权即禁止”。如果执政者钻法律漏洞，天下必然大乱。 关于第四条，郑士利说的有道理，老朱确实用力过猛。 空印案发生时，天下还未彻底平定，北方有北元虎视眈眈，辽东纳哈出时常入寇，云南还有梁王势力蠢蠢欲动。这时候搞一锅端式的反腐，势必会产生消极影响。 当然，朱元璋有自己的考量。元朝是怎么亡的，他太清楚了。眼看大明立国不到十年，下面的官吏就敢瞒着自己弄权舞弊。这要是不严惩，以后怎么带队伍？ 但讽刺的是，老朱高高挥起的屠刀，貌似没啥威慑力。空印案后，户部侍郎郭桓通过做假账，与中央及地方官员勾结，盗卖官仓储备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腐利益共同体。 至于郭桓之流为什么前赴后继，朱元璋的反腐为什么没效果，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