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金融杂志
导读：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的系统性工程，绿色金融在支持美丽中国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
作者｜王遥任玉洁「作者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中国金融》2025年第18期
美丽中国建设是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路径，在供给层面需满足三重核心诉求：在结构维度上契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价值维度上保障科学发展导向，在发展维度上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环境支撑。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关键支撑作用日益凸显。202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以深化改革、政策引导、市场主导、系统推进为路径，旨在强化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核心功能，进而以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驱动美丽中国建设。当前，伴随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深入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持续完善，绿色金融在支持美丽中国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然而，面向未来深化绿色变革的内在要求与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牵引作用的核心目标，二者之间仍需要深层次协同合作。
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中国建设的典型做法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的系统性工程，其实现依赖资本、技术、人才等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性突破与升级。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等作用，助力提升美丽中国建设的内生增长动能，加快美丽中国建设进程。
首先，绿色金融通过其资源配置与价值发现的核心功能，有效促进了生态要素向高效生产要素的转化。面对自然资源、生态服务等“非标”资产难以直接参与市场流通的挑战，绿色金融机制通过其资源配置能力和市场定价功能，赋予这些生态资产显性的市场价值与流动性，使其得以转化为可交易、可融资的生产要素。例如，以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结果作为质押标的的创新贷款模式，以及福建省、浙江省、贵州省等地探索实践的林业碳票交易与质押融资，都是绿色金融赋能生态价值实现的生动例证。这些实践不仅引导资本流向生态产品相关领域，更逐步构建起“界定产权、评估价值、促进交易”的标准化路径，显著提升了生态要素的可测量性、标准化与市场活力。有研究学者将生态产品产业称为极具潜力的“第四产业”，其蓬勃发展为绿色金融深化生态要素转化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
其次，绿色金融通过优化金融规制与推动工具创新，有力支撑了生态治理模式由局部、单一治理向全域、系统整合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型要求突破“就环境治环境”的传统思维，转向“以环境促发展”的系统治理模式，并随之带来资金逻辑的根本性变革，即从依赖财政拨款转向构建“生态资源支撑产业开发、产业收益反哺生态修复”的市场化价值闭环。这一转变对资金规模、回收周期和社会资本参与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绿色金融积极发展多元化解决方案，以适应系统治理的复杂性。例如，在浙江省台州市水美黄岩芳养共富生态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中，中国工商银行台州分行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采用银团贷款模式，有效分散了融资风险；在长三角太浦河流域协同治理中，太平洋财产保险苏州分公司联合区域内机构推出“水质无忧”水污染治理费用保险，开创了苏沪浙三地政府、保险机构及环保部门的跨界合作新范式。这些实践表明，绿色金融正通过制度协同和产品创新，提升对综合性、跨区域生态治理项目的适配性与支撑效能。
最后，绿色金融通过重构成本收益函数、强化风险定价效能，降低绿色创新技术边际融资成本，支持建立绿色技术驱动型的发展模式。美丽中国建设的本质是现代绿色技术的深度融合与生产要素的创新联动，绿色技术创新是其核心驱动力。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通过优化环境风险定价模型，并运用差异化成本激励，如优惠利率和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提高了绿色技术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棕色资产的融资成本，如扩大信用利差，对传统企业形成绿色转型的倒逼机制。同时，研究也表明，绿色金融通过增加企业的长期借款占比、优化其债务结构，间接促进了企业层面的绿色创新投入。在这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绿色技术从研发到规模化应用的进程加快。
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中国建设的阶段性挑战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场重塑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在推动生产函数由传统要素驱动向生态赋能转型、治理体系由行政主导向多元协同跃迁、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向质量与创新型转变的进程中，既有的制度架构、运行机制、发展逻辑也需要进行系统性调适。在这一转型进程中，绿色金融有效支持美丽中国建设仍面临若干阶段性挑战。
制度性约束对绿色金融功能发挥的掣肘。生态要素产权界定模糊与市场化交易机制不健全，直接制约了绿色金融的风险定价效能与融资工具创新推广。尽管我国在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建设方面已取得进展，但短期内权属不清、价值核算标准不一、市场流动性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叠加金融风险管理的刚性要求，构成了相关领域绿色金融规模化应用的瓶颈。例如，自然资源资产产权领域普遍存在主体权益不落实、权责不明晰、价值显化不足及保护救济制度薄弱等困境，导致抵质押品权利边界模糊，显著抬升金融合规风险。同时，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亦面临认识不足、市场割裂、价格机制不畅、基础体系薄弱等障碍，二级市场交易低迷引发的流动性溢价以及标准化合约缺失导致的高交易成本，均抑制了金融机构参与的积极性。
期限错配与金融协同难题。系统化生态治理项目往往具有长周期、大规模、高风险特征，如不少EOD项目从启动到运营结束完整周期可达25年左右，叠加技术、产业化、政策等不确定性因素，要求金融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以对冲不确定性。然而，这与金融业内在的风险约束、短期考核压力及期限偏好形成冲突，易导致期限结构倒挂和传统风险定价模型失灵。此外，现有绿色金融市场结构尚难充分适配项目需求：绿色信贷虽显著领先，但难以满足股权融资需求及多样化风险特征；绿色债券发展迅速却长期品种稀缺。这种供给模式与项目特征的不匹配，加之跨领域金融合作机制的不完善，共同制约了绿色金融对系统性治理的有效支撑。
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呈现多维复合型市场失灵。绿色技术创新兼具多重外部性特征。其一，创新成本外溢，研发主体难以独占其产生的广泛社会收益。其二，环境成本低估，在缺乏完善的污染排放定价机制下，企业实际支付的排放成本远低于社会总成本，导致过度排放并削弱绿色技术竞争力；现有技术体系的锁定效应、低碳技术的高成本与高不确定性，进一步阻碍新兴绿色技术的创新与普及。其三，技术路线更替蕴含显著的转型风险。这种多维市场失灵扭曲了市场信号，使得准确量化绿色技术项目的综合风险变得困难，往往导致其风险溢价被高估，从而抬升融资成本并抑制金融支持力度。
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中国建设的未来展望
绿色金融支持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化过程本质上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协同演进的动态实践。为有效支撑美丽中国建设下新发展模式的成熟与升级，未来绿色金融需着力培育内源动力机制，构建多维度协同的现代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第一，制度协同是基础支撑。绿色金融体系需强化与生态资源、环境治理等基础制度的协同性、适应性与引领性，以系统性制度升级破除生态要素市场化的结构性瓶颈。推动绿色金融与生态资源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既需要强化微观激励，也需要提供宏观引导。这要求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框架，重点打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金融监管”的职能壁垒，聚焦产权界定、价值核算与金融转化三大关键环节的规则对接。具体需完善产权登记与抵押流程、统一交易市场规则、优化金融准入标准及风险处置机制，通过制度耦合降低滞后性引致的金融风险。增强制度适应性需引入弹性监管工具：一方面，借鉴宏观审慎理念构建气候风险防控框架；另一方面通过过渡期安排与容错机制激励市场创新，加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矫正环境正外部性市场失灵。制度引领性的提升依赖于强制信息披露体系的深化建设，以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倒逼企业提升生态透明度，驱动环境效益与转型价值的内生化定价机制。
第二，机构转型是核心路径。要重构金融供给与生态需求的适配逻辑，金融机构亟须从战略层面构建“保护性投入、可持续发展、系统性风险管理”的三维目标体系，以资产结构优化为核心化解传统金融供给与美丽中国建设需求的错配矛盾。战略转型需推动三重转变：从单向财务逻辑转向“财务—生态”双元逻辑、从短期业绩导向转向长期价值创造、从封闭运营转向开放协同治理。其落地需依托四大支柱：其一，在资产端建立跨周期生态资产估值模型与绿色技术敏感性分析框架，重塑资产负债表结构；其二，在组织端形成跨部门协同决策机制，提升对系统性治理需求的响应能力；其三，在风控端整合生态因子与技术迭代变量，开发含环境压力测试的长周期违约概率模型；其四，在合作端构建“政产学研”风险共担平台，通过制度化契约降低交易成本。机构转型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治理结构深度改革，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匹配的金融供给体系。
第三，产品创新是实践抓手。在微观层面需重点发展环境权益金融工具与综合风险缓释方案，渐进增强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局部支撑。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融资工具创新。充分应用信贷、债券等金融工具，围绕自然资源用益物权与环境权益，如林权、水权抵押，碳配额、排污权质押等，设计组合增信模式以对冲单项资产波动风险，同步培育市场化价值发现机制。二是保险产品扩容。发展生态保护类保险（林业/渔业/生态功能区险）、环境权益类保险（碳汇险、野生动物责任险）及生态治理过程险（生态修复险、绿化工程险），并拓展绿色技术险种（环保装备险、低碳科技险）。三是服务模式协同。推广“银团贷款+保险+期货”“投贷联动”等组合模式，通过风险分散机制提升对系统性转型的支撑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