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军：为何要在史料论研究、历史书写研究、文本考古学之外另提史料批判研究呢？这里有两点考虑。其一，如上所述，无论史料论研究、历史书写研究，还是文本考古学，都主要关注文本生成背后的撰述意图和成书背景，尤其是撰述意图，最被青睐，不少文本研究均是循此维度展开探究。案撰述意图和成书背景固然是影响文本生成的重要因素，不过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看，不少史传都是以此前各类档案、行状、诏书、表奏为基础，有些则是因袭前史旧文，因此并非所有文字都出自史家自造，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文字都渊源有自。另一方面，即便一些文字有着史家的深度参与，但考虑到古代史书编纂艰难却又不绝如缕的直书传统，毋宁认为史家多数场合也非任意行文。要之，史传上的文字，哪些是经意的记载，哪些是不经意的记载，或者说哪些是因袭前人、秉笔直书，哪些是史家有意识书写，有时恐怕不易分清。因此，史料文本的生成毋宁说乃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撰述意图和成书背景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在一些场合并非发挥主要作用。这也就意味着，探究文本生成，如果一味执着于撰述意图和成书背景，或不免有求之过深甚至误入歧途之嫌。其二，史料文本生成的其他环节，如史料来源、书写体例，同样可以构成探寻历史图景的重要线索。譬如史料来源的选择、接受与文本环境、书籍传播等密切相关，书写体例的因袭与调整则可反映文本脉络或文化氛围，二者理所应当被纳入文本生成研究的视野。事实上，从二者居于文本自身脉络、对文本生成更具决定性作用看，毋宁说二者更应被置于优先考察的位置，只有在明确史料来源、书写体例等内证的基础上，才能对诸如撰述意图、成书背景等外证展开恰如其分的论述。（〈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