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在风雨飘摇的1937年，有两个年轻人接到了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党组织给了他们每人一张 1000 美元的汇票，让他们去做生意，目标就一个：使劲赚钱，国家啥时候要、要多少，就给多少。 这俩人，一个叫卢绪章，一个叫肖林。最后他俩交上来的答卷，是数千万美元，还有十二万两黄金。他俩能成，秘密就藏在 “红色资本家” 这个听着有点矛盾的身份里，藏着一套靠伪装、找机会、守底线的生存法子。 对他们来说，先把 “成功商人” 的身份立住，就跟穿了件保命的铠甲似的。想在到处是豺狼的环境里站稳脚，这身 “资本家行头” 必须装得滴水不漏。 卢绪章把 “伪装” 玩得都快成艺术了。他知道光有钱不行，还得有面子、有人脉。他让妻子做地道的宁波菜，专门招待国民党里的同乡高官，靠着乡情打开了社交圈。他甚至还接了个 “少将参议” 的头衔，有了这张 “虎皮”，他的运输车队过检查时都没人敢拦。 这身份后来还真救了他一命：1942 年，跟他接头的人叛变了，他一下子陷入险境，多亏了这张 “少将” 身份证明，才买到机票，在特务全城搜捕的时候逃了出来。后来他更敢干，直接请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当自己药厂的董事长，把 “保护伞” 撑到了最大。 肖林的路子则更实在，他没那些头衔，靠的是 “利益绑一起”。他跟一个国民党军需官处成了 “好朋友”，等解放区急需物资的时候，他就打着 “合伙赚钱” 的旗号，光明正大地把药品、布匹混进军用运输线，借着敌人的船，运的却是革命要用的货。 他俩都明白，战乱年月里藏着最大的机会。普通人看到的是东西不够用，他俩看到的却是能 “借劲儿” 的地方。抗战刚开打，卢绪章就盯上了盘尼西林这类西药。他琢磨出个 “一货两卖” 的法子：把药高价卖给上海滩的富商权贵，赚来的大钱，再用成本价把药悄悄送到根据地，等于让敌人掏钱，给咱们买药。 肖林则看准了重庆成了战时首都后的大需求。他从上海倒腾日用品到重庆，赚差价，很快就攒下了第一笔钱。他发现白糖在战时就是 “硬通货”，立马在江津收了几十吨，运到重庆高价卖掉，赚得盆满钵满。他还懂营销，开药店的时候，特意雇了 “棒棒”挑着空药箱在门口来回走，假装生意特别火爆，没想到真把正经生意也带旺了。就这商业脑子，放到现在也绝对是一流的。 但扒掉所有伪装和手段，他俩最核心的身份，其实是 “守护者”。经他们手的钱多到能敌国，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清贫得让人心疼。周恩来之前嘱咐过卢绪章：“要像八月风荷，出淤泥而不染。” 这句话成了他一辈子的规矩。外人看他是开轿车的大老板，可他贴身穿的衬衣全是补丁，领子磨破了，就让妻子用马铃薯熬的浆糊粘一粘，接着穿。 肖林也一样，在外头是挥金如土的商界老板，回家招待客人，用的竟是应酬时打包的剩菜。有次儿子不解地问卢绪章：“为啥有钱却不买新衣服？” 他就说了一句：“这些钱不是咱们的，是要用来干大事的。” 其实这句话就道破了他们心底的秘密：这些钱，他们从来没敢当成自己的，最多只把自己看作临时管事儿的 “管家”，替国家好好看着罢了。 所以等新中国成立，他们的使命完成了，就毫不犹豫地把整个商业帝国都交给了国家。肖林只给自己留了三枚银元当纪念。他们没上过战场，却像 “没扛枪的将军”，用算盘和钱当武器，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为新中国的诞生，守住了最关键的 “第一桶金”。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