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我父亲是侵华日军，我从不吃中国菜，因为我不配，我也不生小孩，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样的血脉，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 很多人不知道，村上春树小时候其实常听父亲聊起战争，但父亲从来只说自己“在中国大陆待过几年”，语气里总带着说不清的沉重，却从没提过具体做了什么。那时候他年纪小，只觉得父亲是“去过远方的人”。 直到1970年他21岁，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翻到一本关于侵华战争的史料集——里面有关于日军侵占华北村庄、掠夺物资的记载，还有平民被伤害的照片，他盯着那些文字和图片，突然就想起父亲偶尔夜里惊醒时，嘴里念叨的“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才慢慢拼凑出父亲当年的经历： 父亲是1939年被征召入伍的，分配在华北方面军的后勤部队，负责给前线运输弹药和粮食，虽然没直接参与战斗，却亲眼见过战友闯进村民家里抢东西，甚至把村民的耕牛牵走，他没敢阻止，只能在夜里偷偷给村民塞点自己剩下的干粮。 从那天起，村上春树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他第一次主动问父亲“当年在大陆到底做了什么”，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句“那时候身不由己，可做错的事，就是做错了”，然后就红了眼。 那天晚上，村上春树在日记本上写了满满三页：“我知道父亲可能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被国家逼着上战场，可他毕竟是侵略者的一员，那些因为战争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人，他们的痛苦难道会因为‘身不由己’就消失吗？”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刻意避开中国菜——不是讨厌味道，是每次看到餐桌上的中餐，就会想起史料里那些没饭吃的村民，想起父亲可能参与过的掠夺，觉得自己“没资格安稳地享用这些”。 有次出版社的编辑请他去东京一家很有名的四川菜馆，他站在餐馆门口犹豫了半小时，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声音有点哑：“我吃不下，一想到那些可能连热饭都吃不上的受害者，我就觉得自己享受这些是种冒犯。” 关于不生孩子的决定，他其实纠结了很多年。年轻时他和妻子阳子也讨论过要不要孩子，阳子知道他的顾虑，说“孩子是无辜的，不该替上一辈的错买单”，可他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 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隐晦提过这件事：“我害怕孩子长大以后，有人指着他说‘你爷爷是侵华日军’，更害怕孩子自己了解历史后，会因为祖辈的过错陷入自我否定。我已经承受了这份愧疚，不想再把它传给下一代。” 他不是觉得“血脉是恶魔”，是太清楚这份血脉背后连着的痛苦——那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破碎，是无法弥补的历史伤痕，他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背着这样的“包袱”，更不想让这份可能带着“暴力记忆”的血脉继续延续。 很多人觉得他的做法太极端，甚至说他是“自我惩罚”，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把这份愧疚全融进了写作里。 《奇鸟行状录》里，他写主角在“井底”寻找真相，其实就是在隐喻自己对父亲战争经历的探寻；《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里，对“过错与救赎”的讨论，藏着他对历史责任的思考。 他还多次在采访中直言“日本必须正视侵华历史，不能把战争的暴力美化成‘解放’，更不能篡改教科书”，甚至因为这些话被日本右翼攻击“不爱国”，可他从没改口，说“爱国不是替错误遮羞，是有勇气承认错了，然后努力弥补”。 他其实也明白，父亲当年或许有无奈——那时候日本年轻人被军国主义宣传裹挟，很多人以为“参军是为了国家荣耀”，等上了战场才知道是侵略。 可他更清楚，“无奈”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就像他在随笔里写的：“就算父亲是被逼迫的，那些被伤害的人，他们的痛苦不会因此减少半分。我能做的，就是不回避这份血脉里的‘污点’，用自己的方式去承担责任。” 他不吃中国菜，不是对中国的排斥，是对受害者的尊重；他不生孩子，不是对自己的否定，是对下一代的保护——他不想让孩子再经历这种“一边是亲情，一边是历史罪恶”的撕裂。 后来有人问他“会不会后悔这个决定”，他摇了摇头，说“我只后悔自己没能为那些受害者做更多”。 这些年，他一直默默资助着致力于中日战争历史研究的机构，还把自己部分版税捐给了战争遗孤援助项目，他说“我知道这些做不完弥补，但至少能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村上春树的选择，从来不是简单的“自我惩罚”，而是一个清醒者对历史的敬畏，对受害者的歉疚。 他用自己的方式提醒着所有人：历史不是过去的故事，是活着的记忆；承担责任不是为了沉溺于愧疚，是为了不让那些痛苦的经历，再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