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杨成武请地主吃饭，随后要地主们捐款抗日，一向抠门的地主王莆伸出五根手指：“这样好了，我捐5万大洋！” 那时候的杨成武，刚带着独立第一师在平型关打了配合仗，部队里的情况糟得很——战士们有的还穿着单衣，步枪子弹平均每人只有三发，连过冬的粮食都没凑够。 晋察冀根据地刚建立，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根本拿不出多余的物资。杨成武愁得睡不着，跟政委商量了好几晚，才决定找当地的地主们谈谈——这些人手里有粮有钱，要是能说动他们支持抗日，部队的困境就能缓解不少。 请吃饭的地方选在涞源县一家小饭庄，就三间土坯房，桌椅都是借的。杨成武特意交代，菜别弄贵的，就上本地的炖菜、贴饼子，再配一坛高粱酒，千万别让地主们觉得是“鸿门宴”。 来的地主有七个，都是涞源、灵丘一带有点名气的，王莆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他在当地是出了名的“铁公鸡”，佃户们晚交一天租子，他能让人把人家的锅给扛走；自己家晚上点油灯，都得等天全黑透了才敢点，还只许点一根灯芯，家里的佣人要是多倒半瓢水，都得被他骂半天。 饭刚上桌，没人敢动筷子。 地主们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犯嘀咕：八路军找咱们吃饭，肯定没好事，说不定是要硬摊捐款。杨成武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先端起酒碗，一口干了里面的高粱酒，开口说：“各位老乡，今天请大家来，不是要跟你们要钱，是想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他说起平型关战场上，战士们拿着大刀跟日军拼，有的战士肚子被划开，还死死抱着日军的腿不让走；说起涞源城外的村子，被日军烧了大半，老百姓哭着逃出来，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日军现在占着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再过阵子，说不定就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到时候，咱们的田、咱们的房子、咱们的银子，还有吗？” 这话让桌上的气氛沉了下来。有个姓刘的地主端起碗抿了口酒，小声说：“杨师长，不是我们不捐，是家里也不宽裕，最多能凑个千八百的。” 另一个地主跟着附和，说自己要养一大家子人，还得给城里的日军交“保护费”，实在没多余的钱。杨成武没反驳，只是看着他们，说：“我不逼大家，捐多捐少，都是心意。要是不想捐，也没关系，喝完这碗酒，咱们还是朋友。” 就在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王莆突然放下了筷子。他皱着眉，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然后抬起手，伸出五根手指。 旁边的地主以为他要捐5千，小声说：“王老哥够意思啊，5千不少了。”可王莆却摇了摇头，声音有点哑，却很清楚：“这样好了，我捐5万大洋。” 这话一出口，满桌的人都僵住了。刘地主手里的酒碗“哐当”掉在桌上，洒了一地酒；杨成武也愣了，他原本以为王莆最多捐个万儿八千，没想到是5万——那时候5万大洋，能买两千多支步枪，够部队三个团的战士过冬的棉衣。 王莆看着众人惊讶的眼神，叹了口气，说：“上个月，我老家五台山下的村子，被日军烧了。我爹年纪大了，没跑出来，被活活烧死在屋里。我藏在地窖里的两万块大洋，也被日军搜走了。” 他的手攥成了拳头：“我以前是抠，总想着多攒点钱，给儿子留着。可现在才明白，钱再多，要是没了国，没了家，有什么用？我捐5万，不是给八路军，是给我爹报仇，是保住咱们的家！” 杨成武走过去，握住王莆的手。 王莆的手粗糙得很，满是老茧，那是常年算账、管田磨出来的。“王老乡，谢谢你。你放心，这钱我们一定用在正地方，买最好的枪，练最能打的兵，早一天把日军赶出咱们的地盘！” 那天的饭吃完，其他地主也红了眼。刘地主把捐的钱从1千加到了5千，另一个地主捐了1万，最后一共筹到了12万大洋。 杨成武用这些钱，从太原买了一批步枪和子弹，还给战士们做了棉衣。冬天的时候，部队在涞源打了场伏击战，歼灭了两百多日军，缴获了不少物资。 战后，杨成武特意让人给王莆送了一把缴获的日军军刀，附了张纸条：“此刀为老乡报仇所用，日军不灭，誓不罢休。” 王莆后来没再像以前那样抠门。他把家里的粮仓打开，给附近的百姓分粮食；八路军的伤员路过他的庄子，他让人抬到家里，请郎中治疗。 有次日军来“扫荡”，他还带着佃户们，把八路军的粮食藏在山洞里，日军搜了半天都没找到。有人问他怎么变了，他说：“杨师长说得对，保住了国，才能保住家。我以前攒的那些钱，哪有这个重要？” 其实王莆的转变，从来不是突然的。他抠门，是因为从穷日子过来的，知道钱的重要；可当家国被毁、亲人被害时，他心里的家国情怀，比钱更重。 杨成武请的这顿饭，没摆架子，没说硬话，却用真诚打动了这些地主，让他们明白：抗日不是八路军一个人的事，是每个中国人的事，不管是当官的、当兵的，还是种地的、有钱的，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把日军赶出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