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1日，也就是上海解放的第四天，新官上任，连椅子屁股都没坐热的上海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陈毅同志接到了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一份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就是请上海的同志们帮忙寻找我党优秀地下工作者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并特别嘱咐他们是对党组织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如果是自己准备向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推荐组建新中国邮电部的关键人才，请务必找到。 —— 陈毅把电报拍在桌上一声“娘希匹”，烟卷都震掉半根。 上海刚打完仗，大街小巷还飘着火药味，特务、散兵、青帮、逃兵混成一锅粥，找人跟海底捞月差不多。 可老李他们三个是“电台三剑客”，长期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眼皮底下发报，党中央能提前知道黄维兵团调头、知道汤恩伯把重炮摆哪儿，全靠他们滴滴答答的指头。 现在城市换了红旗，人却不见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陈毅把秘书叫来：“给我把军管会、公安局、纠察队、三轮车工会全撒出去！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三位财神爷刨出来！” 当天傍晚，外滩警备司令部旧址贴出告示：有知情者，奖小米三百斤、香烟五条，外加“人民功臣”大锦旗一面。 告示前立马围成里三层外三层，有人嘀咕：“三百斤小米？够娶俩媳妇了！” 可更多的人摇头——上海刚解放，谁不怕国民党残特报复？赏金高，也得有命拿。 线索第一条来自老闸北一个报童。 小家伙十二岁，光脚丫子跑到军管会，说十六铺码头仓库里曾听见“滴滴滴”声音，“像闹耗子，可耗子不会唱《东方红》”。 纠察队连夜扑过去，仓库里只剩一堆碎玻璃和烧焦的真空管，地上有拖拽血迹，墙皮还有用指甲刻的“L”字——李白姓李，代号“L”。 大家心里咯噔一下：最坏的情况出现了。 第二条线索更揪心。 法租界一家裁缝铺老板悄悄递话：五月二十四号深夜，几个穿便衣的用黑布蒙头，押着三个人上了吉普，车牌被泥巴糊住。 老板补了一句：“中间那人布鞋都掉了，脚底全是血，可腰板挺得笔直，路过柜台还冲我点头。” 裁缝说着眼圈红，“那眼神我认得，是经常来我铺子取西服的‘李先生’——他见我老婆怀孕，特地多给两块大洋买营养品。” 陈毅听完汇报，沉默半晌，只说一句：“继续找，扩大范围，把监狱、收容所、乱坟岗全翻一遍。” 于是上海出现奇特景象：解放军战士拿着铁锹，在虹桥、龙华、江湾一片片荒地挖，挖得十指鲜血淋漓。 挖到第七天，龙华苗圃一个土坑冒出浓烈药味，土层呈暗褐色，明显被强酸浇过。 现场只找到三副生锈手铐、半片呢子布、一只被酸蚀得只剩鞋底的布鞋——鞋里还塞着一张未烧完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频率”俩字。 技术人员拿放大镜拼出残句：“频率13750，长江呼叫，长江呼叫……” 这就是李白他们最后发出的电波，也是留给组织的诀别。 消息传回北京，李克农在办公室里呆坐整晚，灯没开，只听见钟表滴答。 第二天清晨，他亲自拟电：李白、秦鸿钧、张困斋已确系牺牲，遗体遭敌人毁弃，请上海方面举行隆重追悼，建衣冠冢，并优抚家属。 陈毅接电，一拍桌子：“开追悼会，要最热闹！让全上海知道，没有这些无名英雄，我们进不了南京路！” 1949年8月，上海逸园跑狗场，三万多人集会。 主席台正中摆着三台老式电台，覆盖红旗，像三座沉默的墓碑。 陈毅亲自主祭，他声音沙哑：“他们没等到解放号响，可他们的手指，早已敲出新中国的黎明！” 台下报童、纱厂女工、三轮车夫、解放军战士，成片成片落泪。 追悼会结束，上海邮电局首批职工把三台电台接进大楼，每天开机前，先敲三下桌，喊一句“老李白，上线啦！” 从此，黄浦江畔的电报声里，永远藏着三个人的心跳。 后来我在龙华烈士陵园看过他们的衣冠冢，墓碑简单，只刻姓名和生卒，没有照片，没有豪言。 可每次路过，我总隐约听见“滴滴——滴滴滴——”，像夜雨敲窗，像朋友拍肩。 它提醒我：今天刷手机、点外卖、看直播的顺畅，都来自七十多年前那几根不肯沉默的手指。 所以，别再把“烈士”俩字当课本里的遥远符号，他们其实一直在——在你每秒跳动的微信图标里，在你扫码骑走的共享单车里，在你深夜加班收到的“到家报平安”里。 只是，我们习惯了光，就忘了点灯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