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去世后，亲人在帮他整理遗物时，从他口袋中掏出6元7角钱，竟忍不住嚎啕大哭。 张伯苓1876年出生在天津一个落魄秀才家庭，父亲张久明曾是私塾先生，但家境贫寒，连张伯苓的学费都难以负担，15岁那年，张伯苓靠着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1895年毕业后，他进入北洋海军担任见习军官，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898年5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舰奉命护送清廷官员前往威海卫接收。 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让张伯苓终生难忘，他亲眼看到威海卫的旗杆上，清朝龙旗刚刚取代日本旗升起，不到半天时间又被换成了英国米字旗，负责接收的清军士兵个个面黄肌瘦，很多人怀里还揣着鸦片烟具。 这个场面深深刺痛了年轻的张伯苓，他意识到海军救不了中国，只有教育才能唤醒民众，1898年，22岁的张伯苓毅然脱下军装，回到天津准备办学。 创办学校谈何容易，张伯苓没有资金，没有校舍，甚至连办学经验都没有，他只能从家庭教师做起，先在严范孙家中教授其子弟，积累教学经验和启动资金。 1904年，28岁的张伯苓用积攒的钱在天津创办了私立敬业中学堂，这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学校最初只有73名学生，教室是租来的民房，设备简陋到连黑板都是自己刷的黑漆。 为了维持学校运转，张伯苓四处奔走募捐，他经常坐着最便宜的三等车厢，住最简陋的客栈，向社会各界人士宣传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当时很多人嘲笑他是“化缘和尚”。 张伯苓办学有个特别之处，就是极其重视体育，在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还认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文人本色，张伯苓却坚持“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学校没钱买体育器材，他就和学生一起想办法，跳高没有横杆，就用鸡毛掸子代替；没有足球场，就在院子里画几条白线。张伯苓亲自和学生踢球，经常弄得满身泥土。 1916年，张伯苓创办了南开大学，他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希望培养既有爱国精神又有实际能力的人才，为了筹集办学资金，他甚至变卖了自己的藏书和家产。 南开的体育传统在张伯苓的坚持下逐渐闻名，1935年，南开足球队在天津“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击败英国队、俄国队等外国球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球队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战胜外国队。 张伯苓还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开拓者，1908年，他就在《天津青年》杂志上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能够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何时能够得到一枚奥运金牌？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1932年，在张伯苓的推动下，刘长春成为第一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张伯苓亲自为刘长春筹集路费，送他远赴洛杉矶参赛。 1935年，张伯苓向南开学生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个简单的问题直击人心，激励了无数南开学子投身救国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目标，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对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轰炸，学校主要建筑全部被毁，面对一片废墟，61岁的张伯苓流着眼泪说：“南开的物质虽然被毁了，但南开的精神将因此更加坚强。” 随后张伯苓带领师生南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艰苦的条件下，南开师生依然坚持教学和学习，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战争期间张伯苓的次子张锡祜作为空军飞行员在对日作战中牺牲，得知噩耗后，张伯苓强忍悲痛说：“我儿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我没有遗憾。” 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已经年近七十，1948年，他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结束了50年的办学生涯，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劝他去台湾，但他选择留在大陆。 之后张伯苓因病重回到天津，他最后一次走进南开校园，看着正在重建的校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位把一生都献给教育的老人，终于可以安心了。 张伯苓一生募集了数百万元办学资金，自己却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他退休后没有养老金，全靠子女供养，去世时身边没有房产，没有存款，口袋里的6元7角钱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但张伯苓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无法估量，据统计南开校友创办的企业总价值已超过万亿元。周恩来、曹禺、陈省身等众多杰出人才都出自南开，这些都是张伯苓用一生心血浇灌出的成果。 信源：张伯苓 最可悲是教书匠.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