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是在所有评价主席里，最简约，最直白，最客观，最中肯，最公正的评价。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6年初春，延安还带着料峭寒意。雷洁琼作为民盟代表团成员第一次踏进这座陕北小城，她当时41岁，已是燕京大学的知名教授。 那天下午，她被领进一孔普通窑洞。推门进去，毛泽东正伏案写字，抬头招呼她坐下。雷洁琼注意到，桌上那本《资治通鉴》翻得书页都卷了边，空白处写满了蝇头小楷。 两人聊起了时局，当时国共谈判正处在关键时刻，美国特使马歇尔刚刚提出调停方案，苏联也在暗中施压，主张国共双方以长江为界分治。 雷洁琼直接问出了心中疑虑：“外界都在传，说你们可能会接受划江而治，真的吗？”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语气突然变得严肃：“雷教授，你看过中国历史，南北朝对峙多少年？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他用手在桌上比划着长江的走向，“这条江一旦成了国界，两边打打停停，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这番对话给雷洁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刻她突然理解了什么叫政治家的眼光。 1947年6月，雷洁琼在南京参加和平请愿，遭遇了震惊全国的“下关惨案”。国民党特务用棍棒殴打请愿代表，雷洁琼头部受伤，血流满面。 养伤期间，她收到毛泽东托人带来的问候信。信很短，只有几句话，大意是知道她受伤了，希望她保重身体，和平的路虽然难走，但总要有人去走。 这封信雷洁琼一直保存着，她说每次看到这几行字，就想起延安窑洞里那个下午，想起“不能让老百姓再受战乱苦”这句话。 1949年1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会接受以长江为界的方案，避免全面内战。连斯大林都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暂时接受现状。 但历史的走向出人意料。4月21日凌晨，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仅用23天，南京、上海相继解放。 多年后，雷洁琼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时，曾和同事讨论过这段历史。她说，如果当年真的划江而治，中国可能就是另一个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几十年，多少家庭要骨肉分离。 1950年代，雷洁琼多次参与全国性的社会调查。她走访过江南的纺织厂，也去过东北的钢铁厂。每到一处，工人们谈起生活变化时，总会提到一句话：“要不是打过了长江，我们哪有今天”。 这些朴素的感受让雷洁琼更加确信，1949年的选择是对的。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让南方的粮食能运到北方，北方的煤炭能送到南方，这是分裂的国家永远做不到的。 进入1990年代，雷洁琼已经年近九旬。1994年12月，她坚持要去韶山。陪同的人劝她，路途遥远，身体吃不消。她摇摇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从北京到韶山，火车加汽车，整整走了两天。到达毛泽东故居时，雷洁琼在门口站了很久。她慢慢走进去，看着简陋的土砖房，摸着斑驳的木桌子。 在故居的留言簿上，她颤抖着写下八个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写完后，她对身边的人解释：“我见过很多领导人，有的想着自己的权位，有的想着家族的利益。只有他，想的始终是这个国家”。 陪同的年轻人问她，为什么用"公"和“私”这两个字。雷洁琼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1946年如果接受了划江而治，他个人可以稳坐半壁江山，不用打仗，不用牺牲那么多人”。 “但他选择了更难的路，”她继续说，“打过长江，统一全国，让所有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个选择，受益的是后代，是你们这些年轻人”。 1997年，雷洁琼最后一次公开谈起毛泽东。那是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有年轻学者问她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她想了想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更要看他为谁而做”。 她提到1949年的选择，“当时很多人劝他见好就收，保住已有的地盘。但他坚持要解放全中国，要让四万万同胞过上好日子”。 “这种选择是要冒风险的，”她接着说，“渡江作战可能失败，国际压力可能加大，但他还是做了。因为在他心里，国家统一、人民幸福，比个人的安危重要得多”。 雷洁琼用八个字概括的，不仅是对一个人的评价，更是对一种价值选择的肯定：为公众利益而非一己之私做事的人，才能真正被历史铭记。 信源：张文木：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