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红色特工李时雨潜伏汪伪后，官越做越大，连他自己都有点心慌，然而上级却只对他说了一句：“大胆往上爬！” 1931年，日本人在东北“九一八”一声枪响，李时雨的人生也跟着变了。看到国民党那边“攘外必先安内”，他彻底失望了。就在那一年，他加入了共产党。用他自己的话说：“书本可以教我知识，但不能教我怎么救国。”这话说得够实在，也够狠。 刚毕业，组织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任务：潜伏。这活儿，可不是电影里那么潇洒。他被派进东北军，在国民党军官堆里周旋。一个二十出头、文质彬彬的法学院毕业生，突然要扮演一个军人，难度系数可想而知。但他这人，脑子活络，嘴皮子也利索，很快就混得风生水起。他一边向军官们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一边把情报悄悄送出去。1936年的西安事变，历史的大场面，他就在现场。事变之后，东北军被分化，他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全身而退。 1937年，更大的火坑在等着他。组织把他调到天津，打入伪天津高等法院，成了一名检察官。这个活儿，他一开始有点抵触。毕竟，这身皮是给汉奸政府办事的。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位置的真正价值。 他干了两件特别漂亮的事儿。有一回，党组织搞来一台电台，要从天津的租界区运到北平。那时候，鬼子和伪军的眼线密布，关卡重重。他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万全之策。直到有天，院长请他出去参加一个宴会，院长那辆私家车在各个关卡都通行无阻。李时雨脑子里“叮”一下，有了主意。他借口要接老家的亲戚，跟院长借了车。把电台设备用行李箱装好，堂而皇之地放在了院长的车里。大摇大摆地穿过重兵把守的大门。这事儿听着简单，但如果没有他对细节的观察，没有他借力打力的智慧，那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次，更惊险。一位叫冯骥的地下党员被捕了，案子就在他的法院里。在日伪统治区，沾上“共产党”三个字，几乎就是死刑。李时雨决定救人。他利用自己书记官长的身份，趁着夜里，偷偷把冯骥的案卷调出来，当场销毁。然后，他找到负责案宗的书记官，假装责备，又顺势“指点”说，案卷可能是在之前日军轰炸法院时被毁掉了。书记官怕担责，只能按照他给的说法去汇报。然后李时雨又找到冯骥，让他推翻之前的供词，就说是和人打架被诬陷。最后，他动用关系，硬是把冯骥无罪释放。 这两件事，让李时雨彻底想明白了：潜伏的意义，不在于身份有多光鲜，而在于你能利用这个身份，为革命做多大的贡献。他明白，自己面对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无形的刀光剑影。 有了这两次的成功，他开始“大胆往上爬”。他被调到上海，进入汪伪政权的核心圈子。凭借着法学功底和在天津积累的经验，他很快就成了汪伪政权的“红人”。立法委员、司法处长、警察局长……一步一个台阶，官职越做越大。到1944年，他已经成了汪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的次长，一个实打实的少将。这职位，听起来威风，可李时雨心里却越来越慌。他通过秘密渠道向上级汇报：“我这官做得太大了，和汉奸头目们走得太近，怕是会出事。” 这就是故事最戏剧性的地方。当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功成身退时，中央却只给了他一句简单粗暴的指令：“大胆往上爬！” 这六个字，字字千金。它不是轻描淡写的命令，而是对李时雨能力的绝对信任，是对他信仰的坚定肯定。 李时雨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利用自己的高位，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核心情报。汪伪的“清乡计划”，他第一时间就搞到手，让新四军有了防备，直接让日伪军的围剿成了一锅粥。 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土崩瓦解，李时雨的人生又一次面临生死抉择。他没有选择暴露身份，而是根据组织的安排，再次潜伏，这次是国民党的军统系统。他利用之前在汪伪政权里和军统特工建立的关系，顺利“投诚”，还被戴笠看中，任命为军统上海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这身份，听起来更让人心惊肉跳。 他继续在国民党内部为党工作，传递情报。直到1946年，戴笠的飞机没了，这顶巨大的保护伞轰然倒塌。军统内部的沈维汉抓住机会，把李时雨抓了起来。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煎熬。毒打、酷刑、各种试探，一个都不少。但李时雨始终咬紧牙关，一口咬定自己是国民党的人，绝不承认是共产党。他知道，一旦承认，那他这十八年的心血，以及无数同志的安全，都将付诸东流。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终于将他营救了出来。刘少奇亲自接见他，说了一句：“你一人顶三个师，敌营战斗18年是奇迹！” 这句话，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注解。 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要求高位。他只是默默地在中央党政机关和统战部门工作，勤勤恳恳，无怨无悔。他曾说：“我这辈子，干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往上爬。” 这句话，听着有点儿“凡尔赛”，但仔细一品，却满是辛酸。那段“往上爬”的日子，是步步惊心、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