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陕西一贫农贪图便宜，娶了小他10岁不要彩礼，离过婚且坐过牢的女干部。8年后，他媳妇找回了原本的身份职位，贫农这才发现，自己真是走大运了！ 很多人都觉得，陕西农民魏振德是走了天大的运，娶了个落难的“干部”，八年后一步登天进了城。 但要是你真这么想这事，那就太简单了。 1971年初春，38岁的许燕吉站在陕西武功县的小路上，心里百感交集。 她是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女儿，曾是北京农业大学的高材生，拥有着令人艳羡的前程和无数人的尊敬。 可是，命运的捉弄让她的生活彻底乱了套。 为了寻求一个安稳的栖身之所，她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武功县。 许燕吉是个敢说真话的女人，年轻时，甚至公开批评过当时的一些不公正现象。 她的言辞虽然锋利，但也正是这些话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她被剥夺了公职，遭到了一纸开除通知，昔日的同事变得冷漠，曾经的朋友纷纷疏远。 被押入狱的那六年，对于许燕吉来说，是无法忘却的噩梦。 最残酷的是，她的丈夫选择了离婚，孩子也难产夭折。 当她终于从囚笼中释放出来，走出监狱的大门时，她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眼中却没有泪水，只有难以言表的孤独和无奈。 不过，她并没有被这一切击倒。 面对这一切，许燕吉还是依然选择了站起来，去寻找一丝生存的希望。 另一边是48岁的魏振德，他生活在陕西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小的院子里，只有他和8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妻子早年去世，留下他一个人艰难撑起这个家。 家里那三亩薄田，地势贫瘠，收成甚微，勉强够维持生计。 魏振德没上过学，一字不识，整日靠着手里的农具与土地过日子，年复一年，他的双手早已布满老茧，布满岁月的痕迹。 在妻子去世后，魏振德的生活更加艰难。 他一个人带着儿子，既要务农又要照顾孩子。 十多年来，他每天面对的是田地、孤独和寂寞。 生活的重担让他早已失去了对感情的期待，可是在某个瞬间，他的内心还是忍不住涌起了一个想法，他需要一个女人。 一个能帮他照顾儿子的女人，一个能让家里稍微热闹些的女人。 但是，魏振德很清楚，自己没有能力承担一份复杂的婚姻负担，他没有一分钱积蓄，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魏振德和许燕吉的结合，就是一场冷静到极致的价值交换。 许燕吉坦白了一切，坐过牢，离过婚，身体差，干不了农活。 她唯一的“资产”，是能教他儿子读书。 她还提出了条件，不同房，不干重活，互不干涉。 魏振德答应了，他得到了一个免费的家庭教师，代价是接纳一个背景复杂、不能劳动的妻子。 他包揽了所有农活和家务，甚至做饭，村民们都笑话他，说他贪便宜请回来一个“祖宗”供着。 接下来的八年，魏振德付出很多，吃饭时，他总会把自己碗里的多分一些给许燕吉。 她发高烧，他能摸黑走20里路去请医生，回来再一勺一勺地喂药。 当村里人议论她懒，他挡在前面说：“人家在教娃读书呢！”当公社来查成分，他更是用身体护住她：“要抓就一起抓！” 这份保护，在一个政治高压的年代，比任何物质都珍贵，它给了许燕吉最需要的东西尊严。 而许燕吉的回报，也超出了“教书”的范畴。 她用旧报纸，一点点为继子魏中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彻底改变了这个农家孩子的命运。 她也开始笨拙地学着做家务，那锅味道不怎么样的面条，却让一家人笑开了花，她开始把这里当成了家。 1979年，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 许燕吉等来了平反通知，恢复干部身份，调回南京农科院。 所有人都等着看她如何抛弃这个农村家庭，回归自己的世界，连魏振德自己都这么想，他第一反应就是提出离婚，不想耽误她的前程。 但许燕吉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她对劝她的人说：“我最难的八年，是他给了我一个家，从没嫌弃过我。” 她没有立刻回南京，而是先把工作关系调到武功县本地，把丈夫和继子接到身边。 后来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必须去南京时，她做出了最终决定，带着魏振德父子一起走。 她告诉所有人：“他是我当家的，我到哪，他就到哪。” 到了南京，一家人住在家属院，她把大屋子让给继子结婚用。 魏振德在城里找了份放羊的活，学着用新灶台，帮忙带孙子。 在许燕吉的陪伴下，这个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农民，看到了熊猫，甚至坐上了飞机，还认识了不少字。 他们的继子魏中科，后来考上了陕西师范学院，成家立业，退休后，许燕吉带着魏振德游遍了中国。 2006年，魏振德在南京病逝。 八年后，许燕吉也走了，并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 她在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里，把这段婚姻形容成一双布鞋，“针脚歪歪扭扭，但走起来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