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都不装了！”在中国的端午节被韩国捷足先登后，韩国如今又宣布将黄豆酱和酱油申遗。这是赤裸裸的文化盗窃！ 当韩国文化部门于2024年12月将“腌制酱料文化”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此举再度引发国际关注。 韩国的申遗行为，延续了此前围绕江陵端午祭和泡菜的争议，被视为文化争夺的一部分。 它表面上是文化传承的努力，实则暴露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归属、历史叙事与经济依赖之间错综复杂的张力。 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发酵豆制品历史。 考古发现提供了有力证据，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酱迹可追溯至2100多年前，这些古老酱迹经化验确认使用豆类发酵。 北魏《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中国酱料制作步骤，包括蒸豆、拌麦麸发酵。 其成书时间比韩国史籍早了1500年，贾思勰在书中描述了黄豆浸泡、蒸熟、拌麦麸、保温发酵的完整过程。 更早期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周礼》中已有关于“醢”和“醓”等酱料的记载，暗示了中国古代酿造技艺的深厚根基。 商朝墓葬中也曾发现更早的酱迹。 发酵技术的传播是东亚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时期，日本遣唐使曾学习豆酱技术，回国后发展出味噌。 考虑到地理位置，韩国作为邻国，接触豆酱技术的时间点可能不晚于日本，表明了该区域文化共享的特征。 然而韩国在其申遗策略中，侧重强调自身“韩式传统发酵技艺”的本土独特性。 他们宣称其渊源可追溯至公元7世纪的新罗时期，当时已用大豆发酵做酱，并用木棍翻动豆坯。 申遗突出家庭成员共同参与，从洗黄豆到搅酱缸，分工明确。 它强调“千日盐”等长时间腌制方法，使酱料在缸中缓慢成熟，并将重点放在家族传承上。 尽管韩国在申遗中极力凸显本土特色和传统工艺，但其发酵酱料生产对外国大豆的高度依赖，构成了显著的悖论。 2024年数据显示，中国出口韩国的大豆占中国大豆出口总量一半以上，中国农产品在韩国总进口农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 运载大豆的船只从青岛出发，抵达韩国卸货后进入工厂制酱。 这揭示了韩国酱料生产与中国原料之间紧密的供应链关系。 近期热搜显示，韩国超市中许多标榜“传统酿造”的黄豆酱，其原料明确标注为“中国产大豆”。 包装上频繁出现“山东”、“黑龙江”等中国产地名称。 甚至有某韩国“老字号”酱厂，声称拥有“三百年祖传秘方”，但被揭露去年曾从中国进口5万吨大豆。 韩国超市里“山东大豆”销量旺盛，却缺乏对中国大豆来源的公开感谢。 这种“一面高举文化大旗，一面暗中依赖进口原料”的行为，被形象地比喻为考试作弊。 这种做法被形容为对酱缸进行“文化漂白”或“文化扒皮”，评论指出，这种“吃着人家的原料，还惦记着人家的文化遗产”的行为比高利贷更甚。 日本网民也曾对韩国通过改名来“换皮”式申遗表示批评。 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承载的匠心精神和独特工艺。例如四川豆瓣酱需用二荆条辣椒，镇江香醋需糯米发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传承。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胡麻，汉朝人也未因此将芝麻酱改称“西域秘方”。 这与当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对文化本源的尊重。 将原料产地当作遮羞布，将申遗当作护身符，被批评为不是保护文化。 这被认为是给老祖宗的招牌“刷油漆遮补丁”，是对文化真谛的曲解。 围绕发酵豆制品申遗的争议，深刻揭示了在文化交融的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对文化遗产归属认定的复杂性与敏感性。 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并非仅仅是标签或形式上的占有。 它应包含对历史源流的坦诚、对构成要素的尊重以及对跨文化交流的开放态度。 在未来，促进各方对共享文化遗产的共同理解和包容，或许更能有效化解争议，而非仅仅通过单方面的申遗行为来划定界限。 以上信息来源于潇湘晨报 韩国将黄豆酱和酱油申遗，比中国晚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