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年，东吴丞相陆逊上表乞归乡养老，孙权允准。然而陆逊致仕后，孙权却屡次遣使严辞斥责其“居相位而无建树”，更借陆逊族子陆胤涉及宫廷事务之失，指责陆逊“纵容亲族，沽名钓誉”。后又翻出昔日战略分歧旧账，称其用兵“迟疑误事”。时年六十三岁的陆逊本就以严谨自持著称，面对连番苛责，竟忧愤成疾，活活气死。 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孙权晚年性情日益多疑，尤其对功高望重的老臣心存忌惮。陆逊作为辅弼重臣，曾于夷陵之战大破刘备，又长期镇守武昌督管军国要务，在江东士族中威望极高。而孙权晚年欲强化皇权，加之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二宫之争”愈演愈烈，陆逊虽已致仕仍多次上书谏言立储之事，触犯孙权忌讳。这些政治背景成为孙权屡次降诏斥责的深层原因。 陆逊被责后“愤恚致卒”的消息传至建业，朝野为之震动。大将朱然、诸葛瑾等老臣纷纷上表请求优抚遗族，孙权虽追赠陆逊辅国将军衔，却未按其功绩给予应有的谥号与封赏。更引人争议的是，孙权随后下诏严禁江东四大氏族（顾、陆、朱、张）互相联姻，明确针对陆氏家族进行制衡。此举引发士族普遍不安，吴郡士人私下议论：“陛下以言语诛杀社稷之臣，非明君之象也。” 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特意记载了陆逊之子陆抗的反应。时年二十六岁的陆抗扶柩归葬时，持镇西将军节杖奉诏问责的宦官见其神色哀戚却举止合规，竟感叹：“陆氏父子，国之栋梁而遭此遇，天道宁论！”后陆抗入朝奏事，孙权竟取出昔日斥责陆逊的诏书向其致歉，称“朕前听谗言与汝父有隙，今以此诏相付，勿复外传”。这种既追悔又欲掩盖真相的矛盾行为，折射出晚年孙权复杂的心理状态。 后世史家评此事多存争议。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吴录》称，孙权实因恐惧陆逊与江东世族势力过盛而刻意打压；而《资治通鉴》则直指“权晚年昏聩，枉杀忠良”。现代史学家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孙权对陆逊的逼迫实为东吴寒门皇权与士族势力博弈的转折点，此后吴国宗室与士族矛盾日益公开化，最终影响到吴政权的稳定。 陆逊之死不仅是个体悲剧，更折射出帝制时代功高震主者的普遍困境。其孙陆机在《辨亡论》中隐晦写道：“主上垂拱而责成，臣下尽忠而受疑”，虽未直指祖父旧事，却透露出陆氏家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创伤。而孙权在陆逊死后第三年（248年）再度追忆其功绩，下诏称“逊有佐命之勋，朕岂能忘”，然此时东吴内部早已因二宫之争元气大伤，昔日君臣相得的局面再难重现。这段史事既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皇权与相权的复杂关系，也揭示了晚年统治者的心理变化对国家治理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