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的超级大脑有多厉害呢？

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杜祥琬院士在一次采访时说：“有一次，我们和于敏在看核装置物理量的纸带，于敏突然就说这个量错了，这个得求助于华东计算所的同志们。 你可能不知道，那时候看的核装置物理量纸带，可不是普通的纸条。

每一条纹路、每一个脉冲信号，都是核反应过程的‘密码’，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数据分析系统，全靠人工对着纸带一点点核对，一个数字错了，整个核试验的预判都可能出偏差。

杜祥琬院士后来还提过，那天在青海221厂的实验室里，阳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一长卷米黄色纸带上，大家围着桌子看了快两个小时，没人发现异常，于敏只是蹲在旁边，手指顺着纸带上的刻度慢慢滑，突然就停住了。 他当时没大声说，只是把纸带往中间2挪了挪，指着其中一段对身边的人说：“这里的脉冲间隔不对，比理论值差了0.3微秒。”

在场的人都愣了，有人赶紧翻出厚厚的计算手册核对，算来算去没找出问题，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纸带打印时出了机械误差。

于敏没争，只是把自己的演算本递过去，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推导公式，最后一行标着“需复核初始参数输入”——那时候华东计算所承担着核数据的主要计算任务，用的是国内当时最先进的J-501型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能到1万次，但即便这样，也需要人工先输入参数，再等机器出结果。 华东计算所接到消息时已经是傍晚，工程师们连夜复查，直到凌晨三点才发现问题：输入时把一个中子截面参数的小数点后第三位输错了。

后来所长专门给221厂打了电话，说“于敏先生这双眼睛，比计算机的校验程序还准”。

没人知道，于敏为了熟悉这些数据，每天睡前都会把关键参数记在小本子上，走在路上、吃饭时都在默默背，时间长了，哪个参数对应哪个反应过程，哪个数值范围才算正常，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更让人佩服的是，于敏原本是学理论物理的，1961年接到调令转行搞核物理时，连核装置的实物都没见过。

他从北京出发去青海时，只带了两箱书和一摞演算纸，火车走了三天三夜，他就在车厢里对着公式推导。到了221厂，住的是土坯房，冬天没有暖气，晚上演算时手冻得握不住笔，他就把双手揣在怀里捂热了再写。

有次同事发现他的演算本上沾着血，问他怎么了，他才说刚才演算太投入，铅笔头戳破了手指都没察觉。 杜祥琬院士还回忆过另一件事，1967年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前，大家对着计算结果反复核对，有个数据始终存在微小偏差，没人敢拍板。

于敏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出来，出来时拿着一叠演算纸，说“问题出在辐射输运过程的忽略项上”，按照他修正后的公式重新计算，结果和理论值完全吻合。

后来试验成功，蘑菇云在罗布泊升起时，于敏站在观测点，手里还攥着那张写满公式的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那时候他已经三年没回过家，妻子给他寄的家书，他都没时间拆。 于敏的“超级大脑”，从来不是天生的天赋，而是把国家需要刻进骨子里的坚持。

那时候国外对我国核技术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他就从最基础的理论开始啃，把上千万个数据记在脑子里，再通过无数次演算找到规律。

有人算过，他这辈子用过的演算纸，叠起来能比罗布泊的沙丘还高，而每一张纸上的公式，都藏着他为国家筑牢核盾牌的决心。 如今再提起那段岁月，杜祥琬院士总说：“于敏先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厉害不是有多聪明，而是能把聪明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那些曾经被他纠正过的数据、完善过的公式，如今都成了我国核科学领域的宝贵财富，而他的“超级大脑”背后，是一代科研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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