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周纯全担任编委副主任引争议，徐向前：我没那么小心眼 “1959年5月的一个下午，你们这个名单真要交上去？”会场角落里，几位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压低声音，却难掩激动。带着烟草味的空气在屋顶打转，火药味也跟着弥漫开来。 筹备红四方面军战史的工作组已经拉了三个月，主任人选毫无悬念——徐向前。可副主任名单一亮相，炸锅了：周纯全。有人用铅笔狠狠在纸上画了一个叉，也有人当场站起来质问秘书，“他当年做了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 矛盾的焦点其实并不难理解。1932年夏天，鄂豫皖苏区“肃反”升级，张国焘新推的所谓“左”倾路线让“立新功”“挖暗线”这类词变成最高指令。周纯全当时是保卫局骨干，奉命调查“嫌疑分子”。同一时间，徐向前的第二任妻子程训宣——一个从儿童团一路干上来、脾性直爽的红安女党员——因为一句“乱说话”被贴上“反革命”标签。关押、逼供、深夜的枪声，一条年轻生命在密林里戛然而止。 徐向前正率部与敌激战，回师红安时只摸到一串支支吾吾的传闻。再后来，长征途中他才逐渐拼凑出真相：抓人、审讯、执行都有周纯全的影子。到延安，他在窑洞前堵住周纯全，“我老婆究竟犯了什么罪？”对方沉默良久，低头只说一句：“她没罪，任务所迫。” 这些旧账沉在心底二十多年，如今在北京忽然被翻起。编委会秘书一头冷汗，名单已上报总政，再改势必影响进度。老同志们却步步紧逼，“徐老总不同意，我们绝不签字。” 话传到徐向前那儿，他正审阅《徐海与固始战斗》一章的底稿，把钢笔一合，用不轻不重的语调回应：“我没那么小心眼。战史是全方面军的，不是我个人的回忆录。” 听上去云淡风轻，内情却并不简单。徐向前不是没痛过。1936年长征结束，他在甘孜听见妻子被处决的消息，眼眶通红，半晌没说话。有人回忆，“老总那天抽了足足一包烟。”从此，他极少再提程训宣的名字。 时光跳回1929年。徐向前在红安扩红，檐下雨丝斜飞，他驻足看一群妇女会成员唱《送郎当红军》。为首的姑娘嗓音清亮，正是程训宣。苏区主席见状，悄悄揣摩出点眉目，后来故意让她送鞋、洗衣，成全了一段战地姻缘。短短几年，夫妻俩聚少离多，感情却深到难以言说。有人打趣徐向前，“老总见了程训宣，跟铁人似的也变软了。”他一笑而过，却亲自裁布给妻子做军装。 1932年那场“肃反”如同寒流。程训宣性子烈，公开质疑“捉错了人”，结果被匿名检举。保卫局夜里来人，没收一顶破草帽，也能写成“暗藏密电材料”。审讯持续数日，周纯全带队旁听，记录字迹如今仍保留在旧案卷里。直到枪声响起，没人给程训宣一次申辩。 多年后，周纯全回忆那一夜，说自己心里发冷，却没有资格拒绝命令。这话被不少同僚视为推脱，可从档案来看，当时的保卫系统确实“命令第一”。他离开前线后，一度被调去西北军区后勤部。沉默、低调、几乎不与熟人通信。也正因此，他在后续的政治风浪里躲过一劫。1955年授衔，上将。军衔令公布那天，他在办公室里站了很久，不说一句话。 1959年的这次风波，外界只看到人事分歧，不清楚背后的隐痛。徐向前最终点头同意，让周纯全出任副主任。有人不解，“老总真就一点不记仇？”徐向前摆摆手：“战史要讲事实，周纯全掌握的材料没人比得上，不用他，史事就缺口。” 编委会就这样运转起来。周纯全负责档案整理，他的笔记密密麻麻，连一个排的番号变动都标注日期。审稿会上，他推敲细节，比如1931年商潢战役到底是“侧翼包围”还是“前后夹击”，翻出三种版本比对。徐向前见状，竟罕见地点了点头，“这个事，说服力就靠这些材料。” 半个月后，一份红四方面军战史初稿出炉，45万字。周纯全附了150页资料索引。徐向前签署意见：“可供总参档案参考，保留批注。”那句批注最后一次提到程训宣：“第136页‘肃反’章节，请增补对妇女干部遭遇的说明，免遗漏。”周纯全默默写上：“程训宣，妇联主任，1932年6月被错杀，已平反。” 材料封存时，北京已入秋。徐向前走出办公室，风吹过旧紫竹院的石板路。他看见远处高粱叶卷曲，不由得抬手扶了扶军帽。警卫员跟在后面，想劝他早点用晚饭，他挥挥手，“再等等。”过了几分钟，他才低声嘟囔一句，“总得有人把那段错写对。” 从那以后，有关这场争议再无人提。1960年代初，《红四方面军战史》内部发行，目录里周纯全名列副主任。外人只觉得这是一次平常的人事安排，却不知其中暗合着怎样的宽容与代价。 历史很少给个人足够的解释空间。张国焘的决策、王明的路线、组织的压力、个人的性格，全都裹挟在同一阵旋风里。周纯全用后半生补缀档案，似乎想弥补当年那声枪响；徐向前选择让材料说话，他明白，情感可以有裂隙，史实却容不得空白。 有意思的是，1970年代末，军史研究所有人事调整，周纯全主动请辞顾问。离开那天，他把一本《历史的回顾》递给徐向前，扉页只写了八个字：“人非圣贤，惟求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