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毛主席中南海宴请溥仪：你的自传我看不下去，你把自己写坏了 “1962年1月31日晚上八点，颐年堂里灯光亮得像白昼——’老爱，你怎么又瘦了？’毛主席笑着把溥仪请到身边。”这声略带湖南口音的寒暄，为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常宴会揭开了序幕。五十多岁的末代皇帝拘谨地搓着手，显然没料到自己会被安排在主人右侧。茶刚端上来，主席便直奔主题：“你的《我的前半生》我只看了一半，老实说，看不下去，你把自己写得太黑了。”一句戏谑，把原本紧绷的气氛瞬间化解。 毛泽东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溥仪，绝非临时起意。三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特赦令，溥仪与宋希濂、王耀武等十人同日获释；一年后，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园从事园艺工作。对照旧王朝“龙座”与温室植株的反差，他自己也常感唏嘘。周恩来曾拍着他的肩膀说：“改造是长期的，特赦只是重新起步。”这一定位，既是提醒，也是保障——从此他不再是审讯席上的战犯，而是法定公民。 回忆1959年12月4日的那场特赦大会，溥仪形容仿佛“关押十年的牢门被突然拉开，迎面是刺眼的阳光”。那天他捧着怀表发怔，代所长递过来时说：“时间没停，你得赶路。”同批特赦者里，溥仪算是最沉默的，却也是眼泪流得最多的。有人揶揄他“哭点低”，他憨憨一笑：“皇帝也有怯场的时候。” 离开抚顺后，第一站是北京前门外那间早已翻修的老四合院。院门口的石狮子还在，但已被市政编号贴条。邻居看见他拎着行李，低声议论：“老皇帝回来了。”没有嘲弄，更多是好奇；这份平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不可想象。十六年前的天津张园，他还用日文与关东军交涉；如今回京，他第一次领到选民证。周总理特地批示：“公民权利不打折。” 1960年冬，北京城区第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启动。植物园党支部有些犹豫：“特赦人员能否参选？”请示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只写了八个字——“没问题，合法公民嘛”。三天后，溥仪站在投票箱前，手心冒汗。他抬头看见墙上写着“人民当家作主”七个大字，心底竟生出一点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再回到宴会的当晚，毛泽东把话题引到民族与家族。“你们爱新觉罗这一支，要给满族做点事。”周恩来在旁边补充，“过去旗制把贵族和百姓都困住了，现在平等了，你得拿成绩说话。”两位国家领导人的语气平常，却把溥仪推向更现实的任务：单纯忏悔远远不够，他需要建设性的行动。也正因此，植物园岗位并非安置，而是一场测试：能否在崭新的社会分工中找到坐标？ 值得一提的是，溥仪最初自荐想当医生，自称在抚顺帮人量过血压。周恩来听完笑道：“治病救人不是摆姿态。”转头与郭沫若一商量，索性让他去研究植物。植物园里大多是年轻技术员，他们对这位“同事”既尊重又顽皮。有人故意把“御花园”写成标签插在一株大叶黄杨前，溥仪看了也乐：“从前我管那么大一个园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算是补课。” 白天劳动，夜里修改回忆录，他常常把稿纸划掉重写。原稿里，自己几乎是一个集昏庸、怯懦、残忍于一身的负面样本。编辑提醒：“过犹不及。”他却固执地加重自责。毛主席那句“看了一半就放下”让他豁然：检讨当然必要，但若把一切历史责任都揽到个人身上，反倒模糊了制度之因。晚宴后，他删掉了不少无端“认罪”的段落，补充对清末政治结构的观察，也写入狱中对民族政策的感想，这才有了后来的公开版本。 婚姻问题也被翻了出来。主席夹了一筷苦瓜给他，顺口问：“听说你还单着？孤家终究要配个‘寡人’啊。”一句玩笑，道出关怀。溥仪先后四段婚姻无一善终，对“自由恋爱”概念还停留在书本。1962年下半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护士李淑贤。半年后，这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婚事完成，登记手续不足二十分钟。领证那天，他把自己工资单放进信封郑重交给妻子：“以后家用你管，我听你的。”这一动作，看似平常，实则宣告昔日封建家庭模式彻底终结。 民族身份的重塑同样值得关注。根据1956年普查数据，满族登记人口由建国前的不足十万激增至两百四十万。许多旗人不再压抑真实姓氏，纷纷找派出所恢复族谱。溥仪在抚顺得知消息时，对七叔载涛说：“这说明人心定了。”载涛后来当选人大代表，去西北考察边疆少数民族工作，返京后感慨“旧八旗变新公民”，副官记录下这一张口便是政策术语的瞬间，可见老人确实跟上了时代。 在政协里，溥仪与沈醉、张学良偶尔散步。沈醉逗他：“故宫该给你发聘书，没人比你懂这几进院子。”溥仪却摇头：“我怕游客提问‘这里以前谁住’时，我说‘我’，场面太尴尬。”可他依旧耐不住兴趣，偶尔当起义务解说。一次站在景山万春亭俯瞰紫禁城，他指着中轴线说：“那是笼子，我被锁了半辈子。”沈醉半开玩笑：“现在钥匙在你手里，往后靠自己。” 1963年11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再次聊到溥仪：“他那本书啊，不是个人悲剧，是旧制度的标本。”此话后来被外交部档案记录，未公开刊行，却在小范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