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苏振华被迫离婚，独自带6个孩子，毛泽东：天涯何处无芳草 “爸爸，烟花什么时候放？”——“马上，别乱跑。”1959年10月1日20点，天安门城楼下，人潮涌动。昏黄灯影中，海军副政委苏振华一手抱着幼子，一手牵着三岁的小女儿，肩头还背着给大儿子装点心的布包，难得的家庭合影只能靠孩子们拉住他的衣角来完成。熟人看见，打趣也好，担忧也罢，都要感叹一句：堂堂上将，成了“单亲老保姆”。 这场独特的“全家出游”背后，是一纸已盖红章的离婚协议。和多数五十年代的军人家庭不同，结束苏振华与孟玮二十年婚姻并非组织决定，而是妻子执意。她口口声声说对不起当年那位河南青年，还声称“耽误了人家青春”。在那个年代，离婚率极低，何况还是高级干部家庭，消息一出，部队机关内外都炸了锅。有人质疑孟玮的选择，也有人替苏振华不平，但他本人没说一句怨话，只在批示文件的空隙，悄悄把孩子们的户口页从妻子那一栏挪到自己名下。 要理解这位“硬汉”何以在家事面前如此隐忍，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30年。那年春天，他还叫“苏七生”，在平江老家草草拜过天地就急匆匆参军。第二天一早，新娘哭得泪人似的，他却拉着行李跑去找彭德怀报到。“名字不响亮，改叫苏振华吧！”彭德怀一句话，少年带着新名字纵身入火。紧接着长沙攻坚、反“围剿”、长征挑粮，每一步都和妻子隔了一层硝烟。国民党追剿时，苏家老屋被抄，妻子余娇凤带着婆婆四处躲，最后客死病榻，留下一张写不出收信地址的信纸。等到电台里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苏振华才知道自己已成鳏夫。 第二段婚姻发生在延安。1938年，他负责抗大第四期一大队。一次背炭下山，遇见文静却硬朗的学员孟玮，两人互换背篓半筐木炭，从此暗生情愫。老罗瑞卿为他俩当月老，组织很快批准，婚礼简单得只剩一盘“革命喜糖”。之后，他们随第五纵队转战华北，七个孩子接连降生。抗美援朝打响时，苏振华已是二野五兵团政委，孟玮却更在乎鸡毛蒜皮。1954年，苏振华调海军，整天泡在码头和设计图纸间；几次家中吵嘴后，孟玮搬出机关宿舍，并三番五次提交离婚报告。孩子们哭着拦，老同志苦口婆心劝，始终无用。1959年春，他远赴莫斯科谈舰炮指标，回国才知道小儿子高烧一个礼拜，而孟玮未露面。他叹了口气，写下自己在离婚书上的名字。 单亲生活开始得猝不及防。白天，他要在办公室里签发十几摞公文；夜里，则要给孩子们做饭洗衣。配给的大米两斤，他舍不得动，统统给最小的儿子熬稀饭。大一点的孩子学会了自觉值日，六口之家倒也运转不乱。1959年国庆，他带孩子们到天安门，正是这一幕——六个小脑袋围着一个军帽——让王光美看得直摇头：“老苏，你这样不行啊。”这话传进中南海，毛泽东找他谈话，“离都离了，不能绑着一根绳子活，天涯何处无芳草嘛。”语气平和，却给了他再组家庭的许可。 巧合就发生在随后几周。海政文工团来部队演出，舞台灯亮时，苏振华的目光定在主舞蹈演员陆迪伦身上：身段轻盈，神情爽朗。台下同排的肖劲光拍拍他：“要不要我牵线？”苏振华先是摆手，自嘲一句“我拖家带口，怕她嫌弃”，可第二天演出完毕，肖劲光还是把陆迪伦请到小食堂，两人第一次坐在一起喝高粱咖啡。姑娘对这位大她24岁的将军并不陌生——电影《红珊瑚》拍摄时她就听过苏振华“睡在甲板研究舰炮”的故事。随后半年，他们见面不多，信却写了不少。苏振华把孩子们的身高、成绩、口头禅写得密密麻麻；陆迪伦则详细记录家属院菜价、布票余额，让他觉得“生活有了对账单”。 阻力来自孩子们。领结婚证那天，大女儿怒摔喜糖，小儿子在墙上挂《不相称的婚姻》的油印画。秘书急得直跺脚，苏振华却没训斥，只让人把碎糖一点点捡回盒里。陆迪伦始终没说重话，她知道这群孩子对母亲的离去耿耿于怀，而她的出现成了无处撒的怨气靶子。接下来的三年，是双方磨合期。国家经济困难，家里米票紧张，她带着孩子们改吃地瓜干，却坚持给大女儿买手风琴、给二儿子报游泳班。渐渐地，孩子们发现这位“舞蹈妈妈”既能在演出服缝补口袋，也能陪他们练队列步伐，抵触情绪悄然消散。1961年后，陆迪伦生下陆一、陆二，九个孩子争着抱弟弟，家里反倒更热闹。 1979年2月，苏振华在办公室突发心肌梗塞，倒下前还拉着文件包。抢救未果，海军旗半降。噩耗传来，不少旁观者暗暗替这个“高龄遗孀”担忧：九个孩子，家产外人说不清。出乎意料，陆迪伦用一纸分配表稳住局面——薪金补发、稿费、存折，全按序列分给各个子女，她自己留下的仅是一颗因手术取出的子弹头和几件旧军装。几个本已成家的儿女抢着表示：“妈，’合作社’肯定撑下去！”言辞朴素，却显见一家子已结成坚固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