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5年，毛主席评《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参考资料：2014-04-04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评《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一部古典小说的命运，呈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景象，《水浒传》的际遇充满了矛盾，它既是文化荒漠中被小心翼翼释放的甘泉，又是政治风暴里被当作武器的标靶。 这部书的经历，清晰地展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典文本的意义如何被解构、重塑，并最终服务于时代的需求。 特殊年代爆发前，《水浒传》与其余三大名著的合计印数曾高达595.96万册，是无数中国人的重要读物。 然而运动开始后，它们被归为“四旧”，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被打入冷宫封存，到了七十年代初，整个社会陷入了严重的“书荒”，尤其是青少年，几乎无书可读。 这种文化真空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1971年2月11日，周总理在接见出版部门负责人时明确提出，旧小说不能统统都当作“四旧”处理，青少年缺乏精神食粮的问题必须解决。 他批评将古典名著封存起来的做法十分滑稽，并指示要尽快推动四大名著的再版工作。 这项工作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一年后的1972年2月11日，周总理与李先念再次召集会议，对出版工作的迟缓表达了不满。 当时有人提出，重印这些旧小说需要写一篇批判性的序言，但序言迟迟写不出来，李先念对此的回应极为务实，他直接说，如果序言写不出来就干脆不要，先让书印出来再说。 在高层的强力催促下，出版的障碍被扫清，1972年4月中旬，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四大名著终于重印发行，不过，这次的发行量非常有限，总共只有20万部。 这次“解冻”是一次谨慎的、自上而下的文化供给恢复，其首要目的在于缓解社会性的文化饥渴，而非对其意识形态价值的重新肯定。 在更早的革命年代，《水浒传》曾被赋予过截然不同的正面意义，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对这部小说中的反抗精神赞赏有加。 1944年，他观看新编评剧《逼上梁山》后非常高兴，认为这出戏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希望这类剧目能在各地推广，他甚至用“逼上梁山”来比喻中共在国民党“剿共”压力下被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合法性。 然而，三十年后，他对这部书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1975年8月13日，晚年的毛主席因眼疾需要北京大学教师芦荻为他读书。 当芦荻请教如何评价《水浒传》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他说，这部书好就好在它写了投降，可以当作反面教材，让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这番话语彻底颠覆了《水浒传》长期以来的正面形象，在这套新的解读逻辑里，梁山好汉的反抗不再是重点，宋江接受招安、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成了全书的核心价值所在。 书中主角宋江，也从一个具有复杂性的悲剧人物，被简化成一个纯粹的政治符号，即“投降派”的代名词。 这次私下的谈话，被当时的政治精英敏锐地捕捉到了，仅仅在毛主席发表评论的第二天，，姚文元便致信毛主席，建议根据他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水浒传》的评论和讨论，批判书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 毛主席当天就批示了“同意”，姚文元立即传达指示，布置相关任务，一场声势浩大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就此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 这场运动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批判宋江这个“投降派”典型，来教育全国人民，提高他们识别现实中“投降派”的能力。 文学批评被完全引向了政治斗争，这带来了一个极为吊诡的文化现象，为了配合批判，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出版《水浒传》。 一时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版本，包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金圣叹作序的七十回本，甚至还有专门为老年人印制的大字本，一部正在被猛烈批判的小说，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广度。 此时的《水浒传》，其文本内容已经不再重要，它彻底超越了文学作品的范畴，变成了一件标准化的政治工具，一个供全民学习和批判的“反面教材”，它的命运，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政治需求凌驾于文化价值之上的一个缩影。 一部古典小说，就这样在短短几年内，被赋予了截然相反的生命，它的故事，或许比梁山好汉的故事本身，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复杂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