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胡适曾说过：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 （参考资料：2012-09-05 羊城晚报——毛泽东不屑于考北大：课程陈旧腐朽不值得费事） 1918年的秋天，一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抵达了北京，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筹办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宜，这件大事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精力。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无数求知若渴的青年都将其视为最高的学术殿堂，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望同样强烈，但他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一头扎进备考的故纸堆里。 他的恩师，时任北大教授的杨昌济，为他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通过杨昌济的引荐，毛泽东结识了另一位关键人物，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 李大钊很快就为这个年轻人安排了一个职位，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这份工作的月薪只有八块钱，工作内容也相当琐碎，主要是登记借阅和整理报刊书籍。 但这恰恰是毛泽东所需要的，这个职位让他得以沉浸在最新、最前沿的报刊与思想之中，接触到当时中国最活跃的大脑，他同时还注册了社会哲学系的旁听生，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去听。 他可以随时走进教室，也可以随时离开，没有任何学分和考试的压力，他还积极加入了北大新闻研究会等学生团体，广泛结交朋友，热烈讨论时局。 他的同乡好友罗章龙，就是通过正式考试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两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这段经历后来留下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为什么毛泽东当初不直接报考北大，成为一名正式的学生呢？对此，后世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与时任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的胡适有关，据传，胡适曾表示，毛泽东当时只是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人，以他当时的学力水平，根本考不上北大，这番话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他一生中说过最缺少风度的话。 另一种说法则来自毛泽东的挚友罗章龙，在他的回忆里，情况完全相反，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报考的意愿，甚至对考北大这件事抱着一种不屑的态度。 罗章龙解释说，毛泽东在旁听了一些课程后，觉得北大的课程体系太过陈旧和腐朽，不值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考试，那完全是在浪费生命。 这两种说法孰真孰假，已难以完全考证，但毛泽东离开北京后的实际行动，或许更能说明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和价值排序。 在北京短暂停留后，他没有选择继续深造，而是毅然返回了湖南，一回到家乡，他立刻投身于更广阔的社会实践之中，仿佛有一股巨大的能量急于释放。 他迅速创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将一盘散沙的青年力量组织起来，紧接着，他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湘江评论》，用笔作武器，唤醒民众，随后，他又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直接向黑暗的军阀统治发起挑战。 这些行动清晰地表明，对于毛泽东而言，改造社会现实的紧迫性，远远超过了获取一张名校文凭的重要性，他的选择，也深刻体现了他独立思考和豪放不羁的个性。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无从得知，如果当年毛泽东选择考入北大，中国会多一位怎样的学者，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放弃了这条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也更为宏阔的道路。 这个选择，最终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走向，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名校的光环固然耀眼，但更关键的，是清楚自己的人生规划，并选择那条最能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