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方邀请钱学森进行访问，钱学森婉拒：我不宜再去美国 “1985年8月，北京西郊，’谢谢好意，我不能去。’钱学森抬头望向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语气平静却坚定。”这句简短的回应，让会客室里的翻译愣了半秒。对于亲手递上邀请函的基沃思来说，这样的结局多少出乎意料，他甚至特意在函底附上了“授勋”二字，仍无济于事。 基沃思此次来华的任务并不复杂——转交美国科学院与工程院联合授予的钱学森勋章，并邀请他赴美领奖。同机抵京的，还有一摞厚厚的材料：负责重审当年调查报告的律师小组意见书、美国航天局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联署信，甚至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内部的“道歉备忘录”都整理出来了。文件措辞诚恳，可钱学森只是淡淡一句：“那段经历，你们也很难给我一个痛快的说法。”在场的几位中方陪同人员听后，无不动容。 时间拨回半个世纪前。1934年9月，23岁的钱学森站在驶离上海的邮船甲板，冷风掠过甲板，他把帽檐压得更低，双眼却倔强地盯着海平线。一位同船留学生悄声问他：“真打算学成就回？”钱学森嗯了一声，简单，却分量十足。正是这份分量，支撑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角落里熬过漫长的实验夜晚，也让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里与导师冯·卡门拍桌子争论仍毫不退让。 1939年，钱学森同时拿到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顺势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助理教授。当时美国陆军航空兵找上门来，要组建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冯·卡门点名：组长非钱学森莫属。资料显示，他在短短三年内提交了30余份核心报告，直接影响了美军Viking、WAC系列火箭方案。也正因如此，1949年他提出“我要回国”时，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的那句“他抵得上五个师”并非夸张，而是军事部门的真实评估。 1950年9月，中美对立升级。钱学森原本购得由洛杉矶经温哥华再到香港的机票，准备绕道回到新中国。但就在登船前夕，他被FBI人员以“可能盗运机密文件”为由带走，关押在洛杉矶外海的特米诺岛拘留站。铁窗、盐雾、沉默，五周之久。他出狱时已患失声症，妻子蒋英靠着短波收音机播放昆曲，才慢慢把他的声音唤回来。那段日子，钱学森很少提起，只偶尔对学生说：“机密？我脑子里才是真正的机密。”中方多次交涉后，美方才在1955年8月同意放行。为了钱学森，周恩来批准交换11名美军飞行员，外加数封证明其非间谍的公函，可见分量之重。 1955年10月8日，罗湖桥口岸，天空蒙蒙细雨。钱学森缓步走过界碑，他在海关小本子上写了八个字：“归来，唯愿国强民安。”随后长长吁气：“这一次，我只往前走。”短短数月，他递交了那份四万多字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航天工业的意见书》，陈赓将军拍着文件夹向同事感慨：“这是未来二十年的施工图。”事实果真如此：从东风一号到氢弹，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每一次技术跃升，钱学森都在背后画出公式、压上时间表。他习惯凌晨伏案，草稿纸的右上角总写着“今天解决，明天飞天”。同事笑他“跟时间赛跑”，他只说：“国家等不起。” 回到1985年。勋章邀请送到后，清华、北航、国防科工委的年轻学者纷纷劝他成行，理由简单：接受荣誉，有利于打破技术壁垒，拓展国际学术合作。钱学森却摇头：“倘若我踏上那片土地，外界会说往昔的一切不过是误会。可误会吗？我在拘留所里关了五周，他们拿枪指着我，说我是共产党员，要审我。那不是误会，那是事实。”说到此处，他罕见地停顿，握笔的手略微发抖。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反对年轻人去美国深造。一次清华报告会结束，同学问：“老师，您不去，让我们去合适吗？”钱学森笑了，回答出人意料：“去，带着课题去。核心技术带不回来，就把底层理论摸透带回来。”他强调的是“带回来”三字。对话只有短短十几秒，可在场学生后来回忆说，比长篇演讲更振聋发聩。 基沃思带着“无功而返”的遗憾离开北京。当晚，他在驻华使馆宴请几位中国学者时坦言：“美国欠钱学森先生一个正式的道歉。”话虽诚恳，却已无法改变事实。此后几年，美方再未发出正式邀请。1995年，美国航空航天学会100周年特刊在“20位改变世界的航天人物”中，把钱学森与冯·卡门列在同一栏，评语写道：“If China has a space age， Qian is the reason.”当杂志寄到北京，钱学森只是翻了翻，轻轻一句：“时代的事，个人受夸也受过。” 2009年10月31日凌晨，钱学森在北京病房中安静离世，行年98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套从未佩戴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放在床头，而1985年的那封美国邀请函则压在最下层抽屉，纸张已经泛黄，却整齐无折。有人问他的助手：“先生晚年有没有后悔？”助手摇头：“他常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话说完，他就低头算式子，像年轻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