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名被遣返的日本妇女，这个女人的脖子上挂着丈夫的骨灰，看上去十分愁眉苦脸，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可怜，但事实上她并不值得同情。 1945年的上海，日本一投降，民国政府立马就得面对一个烫手山芋：留在上海的三十多万日本军民，咋办？ 按当时中国人的血海深仇，把他们扔黄浦江里喂鱼，估计都没多少人会反对。毕竟，从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就被日本人祸害得不成样子。更别提整个国家，权威数据摆在那儿，3500万同胞的伤亡，这笔账，怎么算？ 看隔壁苏联老大哥，在东北抓了60万日本关东军，二话不说，直接打包送去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免费劳动改造”，能活下来多少，全看个人造化。这叫以牙还牙。 可我们呢？我们选择了“克制”。当时在上海，所有的日本军民被集中安置在虹口一带的临时收容所里。说是收容所，其实就是些废弃的学校和仓库。条件肯定不好，一家老小挤在一张草席上，但至少没铁丝网，没荷枪实弹的岗哨天天盯着你。白天，缴了械的日本兵甚至会被组织起来去清理废墟，或者打打棒球，晚上还能坐一块抽烟聊天。 为了筹集回国的路费，这些日本侨民甚至被允许在街边摆摊，变卖家当。一套上好的丝绸和服，在当时也就换个半袋面粉。你看，我们给了他们体面，也给了他们活路。 现在回到那个挂着骨灰的女人身上，她愁眉苦脸，因为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在中国“优渥”的生活。但我们必须得问一句：她的丈夫，是干嘛的？ 要么，他是侵华日军的一名士兵，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最终在战场上被击毙，化作一捧骨灰。要么，他是一个搭着战争便车，来中国发财、掠夺资源的“开拓团”成员或商人。无论是哪一种，他都是侵略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他的死，是这场由他的国家发动的非正义战争的必然结果。 这个女人，作为这部战争机器的家属和受益者，她享受过战争带来的红利。当她的丈夫在中国土地上作威作福时，她很可能在上海的日租界里，过着远比普通中国老百姓优越的生活。她吃的米，穿的衣，有多少是从中国老百姓那里掠夺来的？ 她的悲伤，是侵略者梦碎后的悲伤，是特权被剥夺后的失落。而我们中国人的悲伤，是国破家亡的悲伤，是亲人被屠戮的悲伤。这两种悲伤，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把它们混为一谈，甚至用前者的悲伤来遮盖后者的伤痛，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侮辱。 我当年一位负责检查日侨行李的中国工作人员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他说：“翻开他们的行李箱时，我也想过报复，但最终只按规定扣下一把军刀。” 这句话，说尽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仁义”和“克制”。我们战胜了，但我们没有变成和他们一样的野兽。我们守住了文明的底线。 1946年，当遣返的船只缓缓驶离黄浦江码头时，岸上的外滩，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一边是战败者落寞的离去，一边是战胜国人民的欢呼。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又这么真实。 那么为什么80年过去了，我们还要对一张老照片如此“计较”？ 因为历史的警钟必须长鸣。就在上个月，日本又有内阁成员去参拜了那个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们的新版历史教科书，还在想方设法地淡化、歪曲侵略历史，把“侵略”美化成“进入”。 他们试图把整个民族，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被反复提及，东京大轰炸被反复渲染。他们总想让世界看到那个抱着骨灰哭泣的寡妇，却绝口不提南京城里被刺刀挑起的婴儿。 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就是彻头彻尾的无耻。 他们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有必要把话说清楚。我们不否认，战争后期，日本国内的普通民众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这份痛苦的根源，不在别国，恰恰在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军国主义政府。他们首先应该追责的，是把他们拖入战争深渊的那些战犯，而不是被他们侵略的国家。 我们分得清是非。对于那些被军国主义裹挟的普通日本士兵，比如一些被强征入伍，到投降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的日本农民，我们可以抱以复杂的眼光。但对于整个侵略集团，对于那些战争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眼泪，一滴都不值得同情。 因为，对侵略者家属的“同情”，就是对千千万万真正受害者最残忍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