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籍越南人，在谈到华人的时候说道“自己发现80年代，90年代，移民美国的这一批华人，只要一提到中国的好，这帮人就接受不了”
“你知道吗？我认识不少80、90年代过来的老移民，有个现象特别有意思：只要有人在他们面前提一句中国现在哪哪发展得不错，或者生活水平提高了，那反应，啧啧，简直像踩了电门！”
这位在硅谷工作多年的美籍越南工程师，在周末的社区烧烤聚会上，抿了一口啤酒，语气里带着几分观察者的玩味，也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困惑。
他的目光扫过不远处几个正热烈讨论着中国某科技公司新突破的年轻华裔面孔，又落回眼前的小圈子，“他们那一代人，好像特别，抵触 听到这些。”
他的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这种现象虽然不是罕见场景，但由一个“局外人”，一个同样经历过越战、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越南裔，如此直白地点出来，却带来一种奇特的冲击力。
它剥离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内部视角，迫使你不得不正视这个现象：为什么一群离开故土二三十年的华人，会对母国任何正向的信息，产生如此强烈的、近乎本能的排斥？
要理解这种“接受不了”，我们必须把时钟拨回到他们启程的那个年代，1980年代至1990年代。
那时的中国，刚刚从一场浩劫中蹒跚走出，百废待兴。
物质匮乏是普遍的记忆，社会思潮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迷茫，与美国相比，无论是经济水平、科技发展、生活便利度，还是个人表达的自由空间，都存在着巨大的、肉眼可见的鸿沟。
选择在那个时间点背井离乡、远渡重洋的人，往往带着一种深刻的“逃离感”和“寻求感”。
离开，本身就承载着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彼岸“灯塔”的无限憧憬。
他们的记忆，很大程度上被定格在了离开那一刻的“落后”与“压抑”上，这种记忆，伴随着初到异乡的艰难打拼，被反复咀嚼、强化，最终内化成为他们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感的一个重要基石，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逃离是“明智”的。
这种心理机制，我称之为“选择的自我辩护”，当一个人付出了巨大的沉没成本，他需要不断确认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以维持内心的平衡。
承认当初离开的那个地方变得“更好”，甚至在某些方面展现出他们未曾预料的活力，会微妙地动摇这个心理根基。
因此，任何关于中国“好”的消息，都可能被无意识地解读为对他们个人生命历程的某种“否定”，更复杂的是信息环境与社会圈层的固化。
早期移民受限于语言、文化和工作压力，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
主流英文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那个年代乃至今日，负面框架依然占据相当比例。
同时，他们融入的华人社区，往往由同时代、相似背景的移民组成，形成了一个信息“回音壁”，在这个圈子里，抱怨过去的苦难，强调美国的优越，是一种“政治正确”，是获得群体认同的密码。
久而久之，对中国的认知就停留在了一个刻板的、负面的、静态的印象里，难以更新，任何试图打破这个印象的信息，都会被视为“异端”，引发不适甚至激烈的反驳。
好比，一位在九十年代初赴美、如今经营着几家连锁超市的成功商人李先生，正慷慨激昂地抨击着某个关于中国高铁网络的纪录片“肯定是宣传”。
同桌一位年轻的数据分析师小王，试图用自己回国探亲时乘坐高铁的亲身经历，说明其效率和便利，李先生的脸瞬间沉了下来，声音陡然拔高：“你懂什么？那都是表面光鲜！你知道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有多苦吗？那地方，骨子里的东西永远不会变！”
气氛骤然尴尬，小王无奈地耸耸肩，不再言语，李先生激烈的反应，与其说是在反驳事实，不如说是在捍卫他内心深处那个赖以生存的“叙事”，那个证明他离乡背井、筚路蓝缕全部价值的叙事。
他无法允许这个叙事被“中国的高铁很高效”这样看似简单的信息所挑战，因为这触碰了他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
这种“接受不了”，还常常伴随着一种深刻的“认知代沟”，对于在中国出生成长、享受了改革开放红利、见证了国家快速变化的年轻一代华裔或者新移民来说，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充满活力的实体。
他们可以相对客观地谈论其进步与不足，然而，对于80、90年代的老移民而言，他们脑海中关于中国的“地图”早已停止更新。
他们习惯性地用三十年前的尺子，丈量今天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华人移民群体所独有，许多来自经历过剧烈社会变革或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的移民群体中，都可能存在类似的“记忆固化”和“选择辩护”心理。
但华人群体，尤其是80、9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移民，因其离开时巨大的落差和后来中国超乎想象的快速变化，使得这种心理张力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典型。
那位美籍越南人最后感叹道：“其实挺可惜的，感觉他们把自己困在了过去。世界在变，老家也在变，但他们好像不愿意，或者不能，走出来看看了。”
![[点赞]1979年，战士黄干宗被两名越南女兵活捉，他本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http://image.uczzd.cn/7093250545260172906.jpg?id=0)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