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流泪。 ​ 谁能想到，这个让医护人员红了眼眶的人，是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的研制者。那会儿他才47岁，正是能为国家做更多事的年纪。

罗健夫是陕西临潼人，打小就犟。1958年从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本来能留在大城市，他却主动申请去西安某研究所，专挑没人敢啃的硬骨头。

1969年，研究所接到任务：研制图形发生器——这玩意儿是集成电路的“眼睛”，当时国外对我们严密封锁，连张清晰的图纸都没有。领导点将时，罗健夫攥着拳头说：“外国人能搞出来，咱中国人凭啥不能？”

那时候的实验室，说是实验室，其实就是间废弃的仓库。冬天没暖气，他裹着旧棉袄趴在绘图板上，铅笔尖冻得发僵，就在嘴里含会儿再接着画；夏天像蒸笼，蚊子嗡嗡叫，他胳膊上全是包，却盯着示波器上的波形一动不动。

同事们说，罗工的办公室永远亮着灯，有时候凌晨路过，还能听见他跟助手争论参数，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图形发生器的核心部件调试，他连续熬了45天。最后那天，当机器终于吐出第一张精确的图形时，他突然栽倒在地上，同事们把他抬到床上，才发现他衬衫后背全是血——胃溃疡犯了，他硬是瞒着没说，就靠吃止痛药顶着。

1978年，第一台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国家要给他评功，他却把奖状推给了团队：“没有大家搭把手，我一个人能搞出啥？”后来组织上要给他分套大点的房子，他也摆手：“年轻同志家里孩子多，让给他们。”自己一家四口，挤在三十多平米的老房子里，女儿的书桌是用装仪器的木箱改的。

谁也没料到，癌症会悄悄找上他。1980年，他总说腰疼，去医院检查，已是肺癌晚期，癌细胞转移到了全身。医生让他立刻住院，他却拿着诊断书回了研究所：“还有个技术难题没攻克，等解决了再住院。”妻子哭着劝他，他就笑着说：“咱搞科研的，跟打仗一样，哪能因为疼就退下来？”

他在病床上照样改图纸。化疗让他头发掉光，恶心呕吐得吃不下饭，可只要精神好点，就让助手把资料带来。有次疼得实在忍不住，他就用牙咬着毛巾，铅笔在图纸上的线条却没歪过一丝一毫。同事们看着心疼，他还打趣：“这点疼算啥？当年调试机器时，触电都挺过来了。”

1982年5月，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拉着所长的手说：“我这身体没啥用了，死后捐给医院做研究，也算最后为国家出点力。”谁能想到，这具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躯体，曾支撑着一项国家级的科研突破；这个连自己病都顾不上的人，心里装的全是“国家能不能赶上”“技术能不能再精进点”。

医生剖开他的遗体时，看着那些挤压着内脏的肿瘤，都红了眼眶。他们说，从没见过这样的病人，把全身的能量都耗尽在工作上，连癌细胞都没能让他停下脚步。

罗健夫走了，可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台机器。那种“国家需要，就往前冲”的劲儿，那种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的纯粹，比任何奖状都珍贵。现在的我们，住着宽敞的房子，用着先进的设备，再想起当年仓库里的那盏灯，会不会觉得，有些东西，比物质更该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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