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金庸回到阔别十年的老家海宁袁花镇，见到了父亲新娶的妻子，也就是他的继母。可是，金庸看到她十分尴尬，而继母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伸出双臂紧紧抱住他，失声痛哭。 1946年春天，当时的金庸，还叫查良镛，22岁，已经是《东南日报》的记者，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他从杭州回到阔别十年的老家海宁袁花镇。十年，抗战都打完了，家乡早已物是人非。他的亲生母亲徐禄，已在战乱中因病去世，父亲查枢卿续弦，娶了顾秀英。 推开那扇熟悉的旧木门，查良镛心里五味杂陈。院子还是那个院子，但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主人”。他准备客气地喊一声“母亲”，但话到嘴边，尴尬得怎么也说不出口。 而那位继母，顾氏，穿着一身靛青色的布褂，看着眼前这个高高瘦瘦、文质彬彬的继子，也是手足无措。两人就这么站着，空气安静得能听到风吹过院墙上爬山虎叶子的沙沙声。 突然，顾氏上前一步，没说一句话，伸出双臂就紧紧抱住了查良镛，然后，这个在邻里口中撑起整个查家的“铁娘子”，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失声痛哭。 这一抱，抱住的是十年的颠沛流离；这一哭，哭出的是一个家庭在战火中的全部辛酸。 查良镛彻底懵了。他不知道，在他离家的这十年里，眼前这个瘦弱的女人，经历了什么。她不仅要操持家务，照顾年迈的婆婆，还要在日军的炮火下，独自一人背着瘫痪的祖父躲进防空洞。为了维持查家这个书香门第的最后体面，她甚至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嫁妆首饰。 但这都还不是她痛哭的全部原因。 等情绪稍微平复，顾氏擦干眼泪，领着查良镛走进一间昏暗的储藏室，打开一个樟木箱。当箱盖开启，一股陈旧的樟脑和纸墨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时，查良镛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的，全是他儿时的“宝贝”。有他13岁时用稚嫩笔触写的武侠小说《游侠小传》，有他随手涂鸦的作文本，甚至还有他父亲查枢卿亲手为他做的剪报集——那本《荒江女侠》的报纸连载，被父亲一期不落地剪下来，装订成册。 查良镛的手开始发抖。他想起1936年离家求学的前夜，父亲把这本剪报册交给他，说：“你爱看，爹就给你攒着。”谁曾想，这一别，竟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1943年病逝，临终前还拉着顾氏的手嘱咐：“吾儿若归，当以剪报相赠，此乃父子之约。” 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承诺，最后由一个女人，在战火纷飞的十年里，用生命去守护。 更让查良镛“破防”的，是箱子里还有一叠厚厚的账本。翻开一看，正面是查家钱庄的流水账目，记录着一笔笔柴米油盐的开销。而背面，竟然是继母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抄录的、他近年来发表在《东南日报》上的所有文章！ 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传统女性，也许很多字她都不认识，但她就是一笔一画地抄录下来。在那些犀利的国际时评和散文旁边，她还用红笔画着可爱的批注：“这段骂贪官真解气”、“此处该加个侠客才好”。 在无数个夜晚，外面可能是呼啸的警报，也可能是死一般的沉寂，这个女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为她那个素未谋面的继子，守护着他的文学火种。 这已经超越了母爱，这本身就是一种“侠”。一种不问回报、不计得失，只为守护心中道义的“侠”。 那一刻，查良镛或许才真正理解了“侠”字的重量。它不一定飞檐走壁，不一定快意恩仇。侠，是国破家亡时的坚守，是危难之际的担当，是乱世之中，一个普通人对善良和承诺最顽固的捍卫。 从老家回到上海的火车上，查良镛摩挲着那些泛黄的纸页，继母在防空洞里抄文章的背影，和他父亲灯下剪报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他想起了继母看过他写的少年习作《义仆老张》后，拍着大腿说的一句话：“这个老张，就应该会武功！现在这世道，老百姓就盼着有行侠仗义的好汉出来啊！”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他思想的混沌。 1994年，金庸回到海宁重修查家老宅。有记者好奇地问，书房里那个复原的樟木箱里，到底放了什么宝贝。81岁的老先生眨眨眼，神秘地一笑：“这里头啊，藏着两位女侠。” 所有人都以为他说的是小说人物，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两位女侠，一位是给了他生命的生母徐禄，另一位，就是在战火中，用十年光阴，为整个华语世界守护了武侠文学命脉的继母——顾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