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张元济先生曾写下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今天，我想借一本好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与读者共赴一场关于生命的精神对话。

21岁，人生最张扬的年纪，史铁生遭遇双腿瘫痪的重击；后又罹患肾病，终至尿毒症，靠每周三次透析维系生命；59岁时，他因突发脑出血永远离开了这个曾让他痛苦也让他眷恋的世界。提及史铁生，人们总爱用“身残志坚”为其贴标签，试图将他塑造成励志符号——虽青年瘫痪却成为文坛巨匠的故事激励他人。但当我沉入《我与地坛》的文字肌理，才读懂这份厚重：他从未以苦难博取同情，字里行间流淌的，是比健全躯体更丰盈的思想江河。此刻，不妨暂且放下对“残疾”的预设，走进他用灵魂构筑的精神园地。

苦难不是勋章

是生命的必修课

双腿瘫痪后，史铁生曾视自己为被世界遗弃的孤儿。失去行走能力的剧痛、人生轨迹的猝然转向，让他三次试图以死亡逃避现实。地坛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晨光熹微中，他扶着轮椅在园中徘徊，反复叩问：人为何要活着？又为何不选择死亡？

在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里，他看见野草在砖缝中疯长，蚂蚁驮着食物在墙角穿梭，残垣断壁间仍有阳光倔强洒落。这让他忽然醒悟：身体的残缺从不是绝境，心的荒芜才是真正的死亡。他在书中写下震撼人心的答案：“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活着的意义，便在于认真对待每一个“尚未抵达节日”的日子——慢慢做事，渐渐生出对生活的兴致与价值感。

史铁生对待苦难的姿态，远比“战胜”更动人。他说：“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悬崖边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这份清醒，恰是对当代人的警示：我们总在困境中抱怨命运不公，却忘了真正的课题从来不是对抗苦难，而是在苦难中找到继续前行的姿态。

母爱从不说出口

却刻在生命轨迹里

世间歌颂母爱的文字车载斗量，史铁生却用克制到近乎沉默的笔触，写出了最痛彻心扉的母爱。瘫痪后的叛逆期，他常独自坐轮椅去地坛，一待就是整天。母亲悄悄寻来，在远处焦灼地张望，他明明看见了，却故意不回应——那份少年人的倔强，成了后来午夜梦回的刺。

母亲临终前大口吐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还未成年的女儿……”未说完的牵挂，藏着她一生的重量。正如书中所写：“这园中不单是到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她的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悄悄跟在轮椅后，在儿子看不见的地方，把心揪成一团的疼。

史铁生后来告诫所有成年的男孩：“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这何尝不是对每个读者的叩问？我们总以忙碌为借口，忽略母亲电话里的絮叨，漠视她欲言又止的牵挂。趁时光未晚，像史铁生渴望却未能做到的那样，好好回应那份小心翼翼的爱，别让“来不及”成为永恒的遗憾。

每个人都需要一座“精神地坛”

地坛对于史铁生，是救赎之地，更是精神原乡。园中的草木虫鱼、亭台楼阁，都成了他解读生命的密码：古旧的石阶记录着岁月的磨损，却依然承载着行人的脚步；斑驳的围墙爬满藤蔓，裂痕里藏着新生的力量。这座园子像一个巨大的生命容器，收纳了他的欢笑与泪水、困惑与顿悟、绝望与希望。

在病痛的反复折磨中，史铁生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温柔注视。他的文字没有呐喊，却比呐喊更有力量——仿佛海啸退去后，沙滩上留下的贝壳，在阳光下闪烁着沉静的光。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仍然热爱它。”史铁生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在轮椅上的三十八年里，他以笔为脚，在文学的世界里行走得比任何人都辽阔。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该有这样一座“地坛”。它或许是一间书房、一片海、一位知己，或是一项能让人沉下心来的爱好。在那里，我们可以暂时卸下伪装，直面内心的褶皱与困惑，在与自我的对话中，重新找到前行的坐标。

尾声：太阳永远在升起

合上书页时，史铁生笔下的太阳总在眼前晃动：“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这是对生命循环最诗意的注解——所谓终点，不过是另一种起点的序幕。

人生这场牌局里，命运负责发牌，我们却能决定出牌的方式。深陷低谷时，与其抱怨手牌太差，不如像史铁生那样，在绝境中看见裂缝里的光。生命的意义从不在“完满”二字，而在于认清残缺后依然选择燃烧——就像地坛在风雨中矗立百年，就像史铁生在轮椅上写出千万字的精神史诗。

于废墟之上起舞，于困顿之中歌唱，这或许就是《我与地坛》留给每个读者的生命箴言。（郭茹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