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生病却没钱治，县委见他生气，急忙解释：“他是特务，不治也罢，不用管他！”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3年，武汉军区司令部内，一份来自湖北江陵县的报告，让司令员杨得志将军的目光骤然凝固，报告上“特务嫌疑人”一栏里，一个名字如同尖针般刺入他的眼帘：侯礼祥。 这位开国上将的记忆瞬间被拉回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被标注为“特务”的人，是曾与自己一同爬雪山、过草地，甚至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过命兄弟。 但报告提到，这位昔日的英雄此刻正蜷缩在江陵一间破旧的土屋里，重病缠身却无钱医治，甚至被邻里乡亲当作避之不及的“毒蛇猛兽”。 一位战功赫赫的红军功臣，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境地，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段令人扼腕的曲折往事？ 侯礼祥的英雄本色，无疑是在革命的烽火中淬炼而成的，他曾是红一军团最年轻的指挥员之一，历任红一团一营营长、红一师十三团团长，作战风格极其勇猛。 1935年，在强渡大渡河那场惊险一役中，侯礼祥正是“十八勇士”中的一员，他顶着枪林弹雨，硬是为身后的大部队撕开了一条生命的通道。 可是，命运却在1939年与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场激战中，侯礼祥右腿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军，他主动请求留在家乡江陵，转入更为凶险的地下战线。 并且组织当时交给侯礼祥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化名侯文彬，打入国民党内部担任保长，为我党秘密搜集情报。 这是一份时刻踩在刀尖上的工作，一步不慎便可能身陷囹圄，为了以防万一，侯礼祥小心翼翼地将所有能证明自己红军身份的文件，藏在了床底的木箱里。 谁曾想，这份最后的凭证竟被小偷当作战利品顺手牵羊，更致命的是，没过多久，江陵的地下党组织便遭到严重破坏，侯礼祥从此与组织彻底失联。 新中国成立的曙光照亮了大地，然而，等待侯礼祥的并非同志的召唤，而是无休止的审查。 那段“保长”的潜伏经历，无论侯礼祥如何解释，都成了他洗不清的污点。而身份档案的遗失，更是让他百口莫辩，最终被地方上列为“历史不清”人员。 更荒唐的是，在江陵县的档案中，侯礼祥的名字竟被笔误写成了当地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李祥”。 这一个天大的乌龙，让一位革命功臣在自己的家乡背上了“特务李”的骂名，连同他的家人都备受歧视，他的儿子甚至因家庭成分问题，几度被学校拒之门外。 尽管身处绝境，侯礼祥心中的那份红色记忆从未熄灭，1961年，他怀着一丝希望，提笔给北京的老部队写了一封求助信。 在两个月后，他竟真的收到了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回信，信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句朴实却千钧重的话：“我记得你。” 这短短四个字，如同一道光，瞬间照亮了侯礼祥灰暗的生活，两人通信数次后，因1962年起国内外局势紧张，部队调动频繁，侯礼祥为了不连累老领导，主动中断了联系。 如今，杨得志已调任武汉军区，离江陵更近了，这根扎在心里的刺也愈发让他寝食难安。 而杨得志没有再等待任何报告，直接动身赶往江陵，当他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看到侯礼祥蜷缩在床上时，身边甚至连个像样的药瓶都没有时，他猛地扭头质问陪同的当地干部：“老侯病成这样，为什么不治？” 可侯礼祥沙哑地挤出一丝苦笑：“治不起啊，老杨，地方上不管我，说我是……特务。” 而杨得志气得脸色铁青，猛地一拍桌子，怒斥道：“特务，档案写错了你们就信了，档案就能定人生死吗，人命关天的事，你们查清楚了吗，治病，我来管，马上送医院！” 在回到武汉后，杨得志立即展开了雷厉风行的调查，他打电话给了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杨勇将军，两位开国上将共同回忆、核对，将侯礼祥在长征中的赫赫战功一点一滴地整理成详尽的证明材料。 在“二杨”将军的强力推动下，尘封的真相很快水落石出，江陵县档案室也终于找到了当年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记录，证实了侯礼祥的潜伏任务，而那个“李祥”的笔误更是被查了个一清二楚。 听完调查结果，杨得志又是一拳砸在桌上，愤怒地质问道：“这不是害人吗，老侯为革命流血卖命，到头来连病都看不起，我们对得起谁？！” 在1975年初，一份正式文件终于下达到江陵县，彻底恢复了侯礼祥的红军身份，他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每月有了40元补助，医疗费全额报销，并按团级干部标准发放生活补助。 当身份被证明的那一刻，侯礼祥像换了个人，精神头一下子上来了，常常坐在村口，挺直了腰板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 直到1991年，侯礼祥平静离世，享年八十岁，临终前，他神志清楚，特意嘱咐家人一定要收好那封杨得志写着“我记得你”的回信。 【信源】江陵县档案馆——《失踪的红军团长》